有些事情，是不好说对错的。但，事情只要发生了，就必须有人要承担后果。
在我开始有印象有记忆的年，总是平淡无奇的，只会让我感觉倦怠和茫然，也许也是因为这个，我总会感觉时间的易逝和生命的短暂，进而产生许多念头。
当我是别人的穷亲戚时，连走动也没有的罢？我实在想不起那低矮的土坯房里，究竟有没有亲戚来拜过年，只有白色的、略显稀疏的雪可以陪伴我的心。
我与我的姐姐差了七、八岁，因而在我的童年里，她并不出彩，甚至比李家那堂姐妹的奶奶还要模糊，我也不知道问她的去向，总之，她总是在外边的，不是上学，就是玩。
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有小孩玩伴，她也有她的玩伴。我们一群孩子，正是对错不分的年纪。
当我六、七岁时，也就是公元二零一二年的冬天吧，应该是吧，我当时也就是二年级的学生？实在记不清了。
我没什么零花钱，也不好问父母要，省吃俭用总是个对的事嘛。于是我就只买了打火机，和他们一起放炮玩，炮多是他们买的。
我也要过几块钱买，但总算是少的了。我们几个人漫山遍野地跑着玩，顺带着放炮，然后呢，几个孩子往人柴火垛里扔起来了。
我放的那个正好把人柴火点了。我是很懵了，已经忘了是谁把大人喊过来的，也没有在现场过多停留。当火燃起来后，人们喧闹起来，我意识到闯祸了，我就回家了。
这时已经是在公路边，我四爷的水泥房里住了。房后是公路，公路是东西向，往西五十米左右左手边就是火灾现场了。
我父亲也参与了救火，还拿了水带去帮忙。据他说，幸好是冬天，后来还下了小雪，消防车来赶了个尾，那柴火垛旁的树都烧黑了，烧成枯枝了。
当时用水是有的用手工井，有的用电机抽地下水，那火灾现场附近没有电机，他们几个劳力，轮着打井，打得都一身汗，才勉强配着雪水把火灭了。
我小叔问我还有炮没，我把我最后一盒交出来了，他把那盒炮放到门梁上，之后，我再也没要过钱放炮了。
我并不能理解这种对别人造成的财产的损失意味着什么，我的父亲和母亲说，这柴火是人家过冬用的，当时农村是没有除了地锅以外的锅。
于是，在火灭掉的第二天，我的母亲让我把我家的柴火，弄一部分，给人送去，那天正是太阳能够将门前的湿花生叶晒干的温度。
出了太阳，就将那些微微湿的叶子，用叉子叉起来，放进人力三轮车的车篓子，我再给人送去。
母亲帮我，但小叔冷炒热讽，让我承担责任自己弄。母亲最终还是帮我许多，还带着我去给人送去了，我不太敢一个人送去，可能是看在我母亲的面上，也没有被刁难。
后来一年，我又好奇一家常年不在家的人的门前种的一种树的树干上的，细细的、较茂密的毛能不能被点着，又把人的树烧的黑了一片。
人知道了是我弄的，还找上门了，我父亲为此训斥我，我也不再玩火了。
那树是很特别的，很粗，冬天也有些绿叶，叶子一层一层的卷着。我只是好奇，但从客观事实上看，我确实不安生。于是乎，总是战战兢兢地不敢惹是生非的我，也会被说老惹事。
一年级时，便有了写不完的作业，有了卷子。
我总是会写不完作业。因我回家之后往往要出家和我的小伙伴儿们一起玩。并非是我定要先玩个痛快再写作业，实在是作业太多了，往往我还没写完，天已暗了下来，又如何出门？
让我改掉这个坏习惯是一个冬日。布置的作业是张卷子，这张卷子是语文试卷。上课时发了下来，给了一点时间，旋即便要求明日上课前写完。
我在学校一点儿没写，次日，我便在寒风中，站在教室外补作业。卷子贴在墙上，用一只手按着。
我并不心甘情愿的，但我没有能力反抗，躯体上肉眼可见的差距，使这样的惩罚的对错或者合适与否，都不重要了。
也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同父母说。因他们也不能给我一种安全感和支持感。那些讲听老师话的叮嘱，并不考虑我的感受。
缘何以让我上学呢？既是合群，也是方便，更是为我好。
合群。为我好。十里八乡的，没有谁不供孩子读书上学的，都盼着以后孩子能有个好出路，不必干农活、脏活、累活，活得体面。
方便。有老师管，有校车送，只早晚做饭，买些衣服，不用操心。
我所将时间、精力所用在考试、成绩上，全因这父母的期许。以至于，早早地，便没有任何积极的态度以完成作业，对待学业。
我虽然没有了非要玩个痛快再写作业的习惯，但也常常是拖延的，不能及时完成的。因我知道，他们不会在意这。
我的农民父母，没有任何的见识，以让他们明白，所谓学习和上学的区别，而他们也丝毫不懂，更不想懂我的学习和他们的直接关系。
他们只会认为，供我上学，便是尽了责任，做了能做的，而不会去管，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也不能去真正地帮助我正确处理和作业的关系。
因我不做作业，而对我怎样怎样，是不会发生的。这和他们没关系，他们最多只会问一问，口头关注一下罢了。而不会像老师一样，使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
学生不写作业就该挨老师打。这是他们所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