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给宪宗留下了一位贤臣，这位贤臣叫李贤。
李贤保举宪宗登基，宪宗始终对他心怀感激。不幸的是，天命不从，李贤在成化二年因病去世。
李贤是宣德八年（1433年）的进士，历经了土木堡之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景泰二年（1451年），上正本十策，受到代宗的赏识，升任兵部右侍郎，转户部侍郎，次年又迁吏部右侍郎。英宗复辟后，迁翰林学士，入内阁居首辅，升吏部尚书，位百官之首，行冢宰之职，可见宠幸。天顺五年（1461年），加太子太保。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病重，召李贤委以托孤重任，辅助宪宗登基。宪宗即位，李贤升任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参与议定两宫尊号、平定荆襄流民及征讨河套鞑靼等重大事务。成化二年十二月（1467年1月），李贤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达”。
《明史》称其为明朝“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后“得君无如贤者”。
纵观明朝历史你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党争的历史。
李贤为官清廉正直，虽居权要但不专断。天顺朝，曹吉祥、石亨得势，排挤同为夺门功臣的徐有贞，李贤入阁与徐有贞一同参与机务，由此受到曹石的忌恨。御史们弹劾石亨、曹吉祥，石、曹两人怀疑是出于徐有贞、李贤的主意，便向英宗告状，将两人投进监狱。正好有京师发生风雷之变，他们获释，李贤被贬为福建参政。他还未赴任，吏部尚书王翱上奏说李贤可当大任，英宗遂留下他为吏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恢复尚书之职，仍入内阁当值。石亨知道英宗向着李贤，很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假装与他交欢。
李贤虽也是耿介忠直之人，却不似于谦般锋芒毕露，李贤深自隐藏，并不与曹石正面交锋，不是朱祁镇宣诏便不入宫，而朱祁镇更加亲近李贤，每天都召他去顾问。
内心的恐惧往往需要表面的猖狂来掩盖，曹石之辈越是张牙舞爪，越是反映出他们的心虚和慌张。反之，李贤表面平静如水，内心坚定如山。
当时英宗也厌恶石亨、曹吉祥骄横，曾屏退旁人对李贤说：“这帮人干预朝政，四方来奏事的人先到他们家门，怎么办？”李贤说：“陛下只要独自决断政事，则趋炎附势的人自会消失。”英宗说：“先前曾经不采纳这帮人的意见，他们竟悖然变色。”李贤说：“希望陛下逐渐控制他们。”当时石亨、曹吉祥弄权，李贤因为顾忌而不敢把话说尽，但他常常从容回答英宗的提问，因此对石亨等人也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巅峰之后是低谷，甚至是深渊，石亨、曹吉祥因迎复之功而受到宠信，权势日重。石、曹二人相互勾结，图谋叛乱的事件。最后，石亨坐狱瘐死，曹吉祥被磔刑于市。
而徐有贞为石亨、曹吉祥所诟，贬于金齿（今云南保山）为民。
投机之人终于沦落到该有的下场。
成化朝，当初，李贤屡次弹劾锦衣卫门达恣横，于此两人关系甚差。宪宗重用门达，门达则命其党羽多投匿名书诬陷李贤。李贤于是乞罢，有诏慰留。吴皇后被废时，有言官要求严惩宦官牛玉，言及李贤。宪宗命卫士住宿李贤家，护送其进出。成化二年，李贤父丧，后诏起复，李贤三次请辞，不予批准。后再次请辞，同年冬去世。宪宗震悼，赠太师，谥文达。
宪宗为政第一件事就是平反于谦冤狱，又以德报怨，恢复景帝帝号，当时曾有大臣追论景泰废立事往，宪宗切责说：“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一方面展现了自己为君的品格，另一方面起了安抚臣下，阻止结党营私之效。赢得了朝野支持，保证了政局稳定，缓和了派系之争。
文治上倚重李贤、商辂等阁臣，斥逐佞幸，体谅民情，蠲赋省刑，考察官吏，励精图治，善政史不绝书，俨然为一代明君，当其时朝廷多名贤俊彦，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很好的解决的流民问题。荆襄流民是元代以来困扰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难题。荆襄流民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郧县地区。该地万山环绕，又处于湖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在元、明时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每当灾荒、战乱，这一带常常聚集近百万的流民。
成化初年，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流民依山据险，荆州、襄州、安州、沔州之间，“流民不下百万”。湖广荆襄地区成为流民的聚居区，贼盗啸聚。成化元年（1465）三月刘通、石龙、冯子龙等于房县大石厂立黄旗起义，拥众数十万。成化六年十一月，又有刘通旧部李原、小王洪起义，流民附和者达百万人。史称郧阳民变。宪宗派抚宁伯朱永讨伐，将之平定。又有陕西周原土官满四占据石城，荆襄复反。宪宗力排众议，命白圭、项忠指挥，四路围攻，荆襄贼平，明军击斩万人，首领刘通、苗龙等四十人被生擒献俘京师。宪宗又专门派出了杨璇抚治荆、襄、南阳流民，设立郧阳抚治以及郧阳府等州县进行管理。
「史载“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各自占旷土，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置郡县统之。”」
政府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任命原杰安抚流民，并设置了郧阳府，将流民用户籍的形式固定在当地，又设置了郧阳抚治。此后流人得所，四境乂安，直至明末，荆襄再也没有出现大乱。
施行“仁治”。或许是命途多舛，明宪宗格外悲悯众生，自他即位自驾崩唯止，仅在官田减免税粮一项则已达一千九百多万石，在民田税额的蠲免和下内帑赈济更是不计其数。
「“宪宗好生，每奏谳大辟(死刑奏章)，多所宽宥，或不得已而行刑。其日必却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恻然见于玉色。”」
仅以成化二十一年为例，实录记载当年减免天下官田等项税粮一百零八万五千九百石，然而宪宗除此之外在该年正月从内库中拨帑二十万五两赈济灾民，四月又拨漕粮四十万赈灾，同月与十月又免山东济南、山西平阳、四川成都、河南开封、南直隶凤阳等州府税粮，总计连同官田税赋该年蠲免三百万石，相当全国税额十之二一，可见宪宗不吝恤民。因此尽管成化一朝水旱灾变不断，在荆襄流民问题处理完后，再也没有出现较大的社会波动。
治国首观民生，民生有赖漕运。成化之善政，除了处理荆襄流民与蠲赋省刑外，其次莫过于改革漕运，自明成祖永乐迁都以来，北京便依赖南粮北运，其中需要每年征集大量民伕运粮，路途波折，时常耽误农时，自成化七年后，朝廷减省少了民伕的运输路程，改由官兵漕军长运，虽然朝廷的加耗增加了，但节约了百姓的农时，有利农业生产，同时又制定了各类考课规条，自此以后明代的漕运才有了完备的制度，此制一直沿用至明末。另外由于漕运改革，每年节省下来的输挽之费，总共米十万石之多。
宪宗宽仁英明，即位文治堪称与仁宣之治媲美，朝鲜、琉球、哈密、乌斯藏、暹罗、吐鲁番、撒马儿罕、日本、苏门答剌等国纷纷入贡。人口方面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中成为终明一代的登记人口峰值，反映当时明朝仍然处于盛世。
宪宗在位初期，天下称颂其统治。「《明史》赞曰：“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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