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望潮出生那年，青岛的海雾比往年更浓。护士把襁褓抱给苏星眠看时，她第一眼就盯住了女儿后腰——那枚月牙红记比祖辈的都要鲜亮，像一滴凝在皮肉里的血珠，在暖黄的灯光下微微发烫。
那时苏星眠已在海底博物馆工作了八年，鬓角悄悄爬上了白发。她抱着女儿站在展厅的玻璃柜前，看那串贝壳风铃在恒温的气流里轻晃。电脑解说员正循环播放着安生的故事，女儿突然抓住她的手指往嘴里送，牙龈磨出的痒意，让苏星眠想起曾祖母日记里写的乳牙红绳，眼眶猛地一热。
望潮三岁那年，第一次跟着母亲出海。探测船在安生沉船遗址上方抛锚，她趴在船舷上往下看，碧蓝的海水里仿佛有无数光点在游。妈妈，太姨婆在眨眼睛。她奶声奶气地说。苏星眠的心猛地一跳——那正是当年少年发现新风铃的海域，此刻阳光穿透水面，把探测仪的金属部件照得像散落的星星。
变故发生在望潮十二岁。有人在网上散布谣言，说安生的账册是苏家伪造的，目的是骗取国家考古经费。领头的是当年漏网人员的曾孙，靠着地产开发发家，在本地颇有势力。他雇了水军刷屏，甚至有人半夜砸了苏星眠家的窗户，碎玻璃混着海边的沙砾，在地板上拼出狰狞的形状。
望潮在学校被同学堵着问：你太奶奶是不是骗子？她没哭，只是攥着书包带往对方肚子上撞，回家时后腰的红记肿得发亮。苏星眠看着女儿校服上的脚印，突然把那半块焦花生壳塞进她手里：咬着，疼就咬碎它。
那天起，望潮开始跟着母亲整理史料。她学会了辨认民国时期的船票水印，能从泛黄的电报底稿里找出被涂改的字迹。有次在档案馆翻到1947年的渔民日记，某页写着安生姐的船进港时，甲板上晒着半干的血衣，她突然捂住嘴冲进厕所——来例假的疼混着心口的堵，让她蹲在隔间里浑身发抖，却死死咬着牙没出声。
十五岁的夏天，望潮做了件让苏星眠心惊肉跳的事。她趁母亲出差，偷偷跟着科考队的潜水器下了海。当深海照明灯照亮沉船残骸时，她在驾驶舱的夹缝里看到个东西——是枚铜制的船载电台零件，上面刻着极小的安字。更惊人的是，零件内部嵌着卷比指甲盖还小的胶卷，用特制的防水纸裹了三层。
胶卷复原后，所有人都沉默了。那是安生用微型相机拍下的，王德福团伙走私鸦片的账本内页，每笔交易都标着具体的港口和日期，甚至有几个海关人员的亲笔签名。最末张照片里，能看到安生握着相机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手腕上的贝壳手链断了两根线。
发布会那天，望潮站在母亲身边。台下那个地产商拍着桌子骂伪造证据，她突然举起手里的胶卷复制品：这上面的海水侵蚀度，经七家实验室检测，距今112年。您要是不信，我们可以当场切开沉船的木板，测测里面的鸦片残留——您爷爷当年负责的码头仓库，地基下埋着的东西，要不要也挖出来看看？
她的声音还带着少女的清亮，却像重锤砸在每个人心上。后腰的红记透过薄薄的衬衫发烫，她突然明白太姨婆咳出的血，曾祖母攥碎的贝壳，母亲蹲在雨里抄的石碑——那些疼痛从来不是负担，是刻在骨头上的坐标，指引着后来人找到真相的方向。
后来望潮成了海洋法专业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跨国追赃。她去荷兰参加学术会议时，带了串新做的贝壳风铃，挂在海牙国际法院的窗边。风一吹，铃音混着不同语言的讨论声，像无数个安生在轻声应答。
三十岁那年，她主导成立了安生海洋正义基金。基金的标志是枚月牙形的珍珠，底色是渐变的蓝，像从海面望向深海的颜色。有次接受采访，记者问她支撑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她掀起衬衫露出那枚红记，此刻它已淡成浅粉色，却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你看，它一直在。她说，就像海底的星星，就算被泥沙盖着，也在等潮水把它冲上岸。
那天傍晚，她去给苏星眠扫墓。老太太临终前说，要把骨灰撒在安生沉船的方向。望潮蹲在海边，把刚做好的风铃系在礁石上。风铃转动时，玻璃碎片折射的光落在海面上，像一条银色的路，从她脚下一直铺到海天相接的地方。
远处，新一代的探测船正缓缓驶离港口，船身的探照灯刺破暮色，照亮了更辽阔的海面。望潮知道，总有新的贝壳要被打捞，新的星星要被点亮——而她们家族的故事，会像这海一样，永远在时光里翻涌，永远带着咸涩的勇气，奔向更远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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