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踝的刺痛和心里的屈辱像两把钝刀，反复切割着小安的神经。电梯口冰冷的灯光下，她看着渗血的伤口，愤怒和委屈冲垮了最后一丝忍耐。常雨晴和李瑞那毫不掩饰的恶意撞击，以及辅导员段然长期以来的纵容和敌意，让她意识到忍气吞声只会换来变本加厉。她必须反击，至少，要讨一个说法！
忍着脚踝的疼痛，小安下课后，直接来到了辅导员段然然的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段然说话的声音，语气轻松愉快。小安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进。”段然然的声音传来。
小安推门进去。段然然刚说完话，抬头看到是她，脸上那点轻松的笑意瞬间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厌烦和不耐烦：“什么事？快说，我忙着呢。”她甚至没注意到小安明显不自然的走路姿势和苍白的脸色。
“老师，”小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但尾音还是带着一丝颤抖，“刚才在电梯里，常雨晴和李瑞故意用力撞我，我差点摔倒，脚踝还被电梯门夹伤了。”她指了指自己还在红肿的脚踝。
段然然的目光这才懒洋洋地扫过小安的脚踝，眉头皱了皱，但眼神里没有丝毫关切，只有被打扰的不悦：“撞你？怎么撞的？电梯里人多拥挤，磕磕碰碰不是很正常吗？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她的语气轻描淡写，直接定性为“意外”和“敏感”。
“不是意外！”小安提高了声音，情绪有些激动，“是李瑞先说‘撞他！撞他！’，然后常雨晴才故意狠狠撞过来的！我这里有录音…”她下意识地想摸手机，才想起手机在刚才的撞击中也摔了一下，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录音？”段然然像是听到了什么荒谬的笑话，嗤笑一声，“又是录音？李小安，你是不是有录音癖啊？同学之间一点小摩擦，你就上纲上线，非要闹得鸡飞狗跳？她们人呢？你让她们现在过来跟我对质？”
“她们应该回宿舍了，我可以去找她们…”小安急切地说。
“行了行了！”段然然粗暴地打断她，不耐烦地挥挥手，“我这马上要开个重要的会！没时间跟你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脚不是破点皮吗？自己去医务室看看不就完了？多大点事！赶紧去，别在这杵着了！”她语速极快，语气里充满了威胁和驱赶的意味，仿佛小安才是那个无理取闹、浪费她宝贵时间的麻烦制造者。
就在这时，小安的手机震动起来，是姐姐打来的。小安看着段然然那张写满厌烦的脸，心中一片冰凉。她知道指望段然然主持公道是不可能的了。她接通电话，带着哭腔快速地说：“姐，我在辅导员办公室，常雨晴她们故意撞我，我脚伤了，辅导员不管，还不让我找她们对质…”
段然然听到小安在跟家人通话，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她猛地一拍桌子，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赤裸裸的威胁：“李小安！你有完没完？！让你赶紧去医务室没听见吗？我马上要开会！没时间听你在这儿哭哭啼啼告状！事儿怎么这么多！快点给我出去！别影响我工作！”她的手指几乎要戳到小安脸上，那凶狠的气势吓得小安手一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姐姐在电话那头焦急的询问声也被段然然的怒吼盖过。
在如此高压的威胁下，小安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绝望和恐惧。她不敢再停留，含泪挂断了姐姐的电话，在段然几乎要喷火的目光注视下，忍着脚踝的剧痛和满心的屈辱，一瘸一拐地、几乎是逃也似的退出了办公室。门在她身后被重重地带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震得她心头发颤。
走廊里空无一人。小安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脚踝的疼痛，远不及心头的万分之一。她喘息着，试图平复情绪。就在这时，办公室厚重的木门并未完全隔音，里面隐约传来了段然然的声音，似乎是在跟办公室里的另一位老师说话，语气带着浓重的鄙夷和嘲讽：
“…真是服了，就没见过这么能作、这么不识好歹的学生！芝麻大点事就闹到我这儿，还录音？还找家长？我看她啊，根本不是脚有问题，是这儿（似乎指了指脑袋）有问题！神经兮兮的，简直有病！”
“她有病。”
这三个字，如同三把淬毒的冰锥，狠狠扎进门外小安的耳朵里。
小安浑身冰冷，如坠冰窟。她不敢再听下去，也无力再支撑，几乎是拖着那条受伤的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狼狈地逃离了行政楼。
然而，“辅导员原话”的传播速度，比电梯里的撞击更快。当小安忍着身心剧痛，步履蹒跚地回到宿舍楼时，一种更加诡异的气氛笼罩着她。走廊里窃窃私语的声音更大了，看向她的目光不再是单纯的嘲讽或看热闹，而是掺杂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避之不及的、看“异类”的疏远和恐惧。她刚走到自己宿舍门口，就听到隔壁宿舍门缝里飘出来一句刻意压低却无比清晰的话：
“真的假的？辅导员亲口说的？”
“千真万确！办公室老师都听到了，说李小安‘神经兮兮的’、‘简直有病’！原话！”
“天哪…怪不得她行为那么怪，总是一个人…”
“离她远点吧，别惹上麻烦…”
“她有病。”
“辅导员原话。”
这三个字，如同瘟疫的源头，在宿舍楼的每个角落疯狂扩散、变异。从“行走的傻逼”到“神经兮兮”、“有病”，标签完成了最后的升级，将她彻底钉在了“异类”的耻辱柱上。这不再是简单的矛盾或讨厌，而是被权威者亲自盖章的“精神异常”。小安打开宿舍门，将自己反锁在里面，巨大的恐惧和孤立感如同潮水般将她彻底淹没。她明白，在这里，她已经彻底“社会性死亡”了。辅导员的“诊断”，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