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那把戒尺，还挂在教室的土墙上，乌木的质地，边缘已被岁月磨得圆润。老校长用它敲击讲台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庄严的韵律。
那时的教育，自有一种朴素的威严。先生执戒尺立于讲台，犹如农人执鞭立于耕牛之后。鞭子未必真落下，但牛已经知道前进的方向。我们这些顽童，挨过手心，站过墙角，却也在戒尺的规训中懂得了敬畏。奇怪的是，当年挨过戒尺的学生，如今提起先生，眼中闪烁的竟是感激的泪光。
而今的教室墙上，戒尺的挂钉空悬。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规章制度，白纸黑字写着“禁止体罚”四个大字。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教师，因没收学生手机，而被家长投诉到教育局。那教师站在校长室里，背影像一根被风吹弯的芦苇。
古槐树下的老校工告诉我，现在的操场不敢画白线了。去年有学生跑步摔倒，家长竟带着律师来学校，指着跑道上的白线说是设计缺陷。我想起我们读书时，膝盖上的伤疤是男子汉的勋章，操场的煤渣跑道上，永远浸染着青春的汗水和血迹。
最令人唏嘘的是晨会上的表彰。现在的奖状要人人有份，项目名称越来越长：“最具潜力进步奖”，“精神文明参与奖”。我们那会儿，三好学生的奖状金贵得很，没得奖的孩子回家会暗自用功。现在的孩子，还没比赛就先问：“输了有安慰奖吗？”
那时候的老师，可以在学生的试卷上画一个大“鸡蛋”，这是对学习不认真的警示。现在的老师，连学生的成绩都不敢公布于众，害怕给成绩差的同学造成心理负担。倘若一个学生，连面对自己成绩的勇气和担当都没有，那真是教育的问题。
但我也见过令人动容的例外。去年毕业的张同学，父亲坚持要老师严格要求。那孩子数学不及格，父亲带着他到学校，请求老师用从前的方法管教。老教师颤巍巍地从抽屉里取出，珍藏多年的戒尺，轻轻在那孩子手心点了三下，说：“这三下，一下打你的粗心，一下打你的懈怠，一下打我的不忍。”后来那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他说最感谢的就是那三下没落下的戒尺。
教育的真谛，或许正在于这种微妙的平衡。戒尺不必真打，但不能没有；批评不必尖锐，但不能缺席。就像园丁修剪枝条，不是为了伤害树木，而是为了让它们长得更直。现在的教育，把园丁的剪刀锁进了柜子，却抱怨树木长得歪歪扭扭。
黄昏时分，我常去老校舍散步。夕阳把那根空挂钉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投在墙上。我们是不是在摒弃糟粕的同时，把一些珍贵的东西也丢弃了？当教育只剩下甜言蜜语，孩子们将如何认识这个并不总是甜蜜的世界？
戒尺终将蒙尘，但教育不能失去它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