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鬃上还沾着晨露与松针的碎末，我把粗重的身躯压在北坡那块被晒得温热的青石板上。鼻尖动了动，风里裹着三重气味——松脂的清苦、山涧的湿凉，还有更远处飘来的、混杂着油烟与橡胶的陌生气息。
顺着山脊往下望，那片被称作“城市”的地方正淌着彩光。红的是路灯串成的河，蓝的是高楼外墙上滚动的广告，最亮的那几簇像被打翻的荧光颜料，把半边夜空都染得发腻。我总盯着那些两条腿的生物看：有人举着会发光的小方块匆匆赶路，指尖在上面划来划去；有人围着冒着白烟的铁桶，铁签上的肉串滋滋响，香味能飘到半山腰；还有四个轮子的铁盒子“嘀嘀”叫着，跑得比山猫还快。
可去年深秋的记忆还扎在心里。那天我带着幼崽在山脚拱橡果，突然传来“砰”的巨响，同伴老黑的肚子被一根铁管里射出的东西打穿，鲜血染红了枯黄的草。举铁管的人脸上带着嫌恶，骂骂咧咧地把它拖走了。我驮着幼崽逃上山时，回头看见那片霓虹依旧闪烁，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是能变成他们的样子，是不是就能摸一摸那些不会熄灭的“光”，尝一尝铁签上的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暮色沉到山底时，困意像厚重的苔藓裹住了我。后颈突然传来一阵冰凉的刺痛，不是蚊虫叮咬，是金属刺入皮肉的触感。我猛地甩头，却只看见两道刺眼的白光，耳边是“嗡嗡”的机械声，还有模糊的人声：“找到符合脑波阈值的个体了……准备意识剥离……”
再睁眼时，视野矮了半截，四肢细得像晒干的芦苇。白色的天花板上悬着灯管，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和去年山脚下那个“白房子”（后来我知道那是医院）里的气味一样。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推了推眼镜，对着手里的平板念：“实验体734，野猪属，成年雄性。跨物种意识移植成功，载体为基因编辑人类躯体。”
最初的日子像踩在棉花上。我学着用两条腿走路，磕磕绊绊地摔了无数次；对着“手机”和“电脑”研究了三天，才弄懂怎么划开屏幕、怎么敲出“你好”两个字。第一次挤地铁时，汗味、香水味和面包味混在一起，把我呛得直想打喷嚏；第一次吃到烧烤摊的烤肠，油脂在嘴里化开，却尝不出半分野地里生嚼野兔时的鲜劲——那肉里没有阳光和泥土的味道，只有调料的齁咸。
新鲜感很快被疲惫磨没了。每天清晨被闹钟吵醒，叼着面包冲进地铁，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屏幕敲到眼睛发花，老板的吼声像鞭子一样抽在耳边：“这个报表明天必须交！”月底收到工资条，扣掉房租、水电费和吃饭的钱，剩下的只够买两串烤肠。有次我发烧到39度，攥着医院的缴费单坐在走廊里，突然想起去年在山里淋雨感冒时，只要找个向阳的土坑蜷一天，晒晒太阳就好了。
我开始疯狂地想变回原来的样子。我记得白大褂说过“意识移植”，就凭着模糊的记忆摸回了那座藏在山腹的实验室——门是虚掩的，里面积满了灰尘，金属仪器上锈迹斑斑，几个破碎的培养皿散在地上。白大褂们不见了，只有墙角的电脑还亮着，屏幕上跳着一行褪色的字：“警告：意识载体绑定不可逆，原始生物躯体已在移植完成后销毁。”
今晚我又爬上了北坡。风还是带着松针的清苦，青石板还是温热的，可我只能穿着硬邦邦的鞋子站在上面，再也不能甩着尾巴蜷成一团。山下的霓虹依旧像融化的糖，汽车鸣笛裹着烧烤摊的油烟飘上来，和我还是一头野猪时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张了张嘴，想发出野猪特有的“哼唧”声，喉咙里却只挤出一声沙哑的呜咽。泪水混着风里的碎松针滑过脸颊，我突然明白：那些我曾经仰望的霓虹，从来不是自由的光——那是困住我的笼子，而我再也回不去那片能打滚、能拱蘑菇、能晒着太阳打盹的山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