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进城之后才学会打麻将的。人们都说麻将是中国人的国粹。这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我的麻将老师是几个较我先几年进城的同事。两个老师一个校医。二十世纪初期，我们进校园还不用打卡，只要按时上好自己的课，要参加的会议准时参加，其它的时间相对还是比较自由的。校园也小，转个圈就知道有哪些同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下班后，我的这几个麻将老师就叫我参加她们的活动。无非是煮东西一起吃，闲聊，打麻将。校医的爱人常常与她们几个一起玩，后来我加入了，她的爱人便成了伙头军给我们煮东西吃，而我们四个人则开始不用三缺一的搓起了麻将。
校医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她举止投足之间的从容与淡定是我所没有的特质。或许是因为我潜意识里的自卑与怯懦，在我得知这几个同事的一些相关事情后，我甚至觉得自己与她们不是一路人，有时候还在不自觉间产生一些卑微的退缩的心理，或许也正因为这样，我并没有因此热爱上麻将，因为我与她们打麻将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不光因为无法同步的时间，更有经济的考量。因为我们还会用一些小钱来作为彩头定输赢。可即使是小彩头，但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不允许我去参加这样的一些不正经的活动。用父亲的话说，打牌，打麻将都属于赌博，是不正经的营生。作为一个正经家庭出身的女孩子，这些行为是不允许有的。因为十赌九输。人一旦沾上赌博一辈子就算完了。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学在吃饭前打麻将，结束时要从自己的钱包里掏钱给其他人，儿子事后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妈妈，以后不要打麻将了，会输钱的。”看着儿子的小脸，我忍不住想笑，一个小管家精，竟然这么小也知道输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校医在小县城是一个很肥缺的岗位。这是我进城之后才知道的。对于医院的医生护士而言，如果能在学校当一个校医那得有不得了的后台。因为那个岗位轻松悠闲而且不用担很大的工作风险。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般不到她那里就医，学生们有个头疼脑热拿点普通的药物，但凡有个更不舒服的情况他们都会被家长带到大医院去就诊。所以校医的工作强度较之于医院就轻松的多。同时她们还能享受学校老师那种人人羡慕的寒暑假生活。可想而知，想要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去那得是怎么样的后台关系才能获得。校医有一个闺蜜，那个闺蜜的老公曾是县里的一个最高领导之一。从校医的言行举止也大致看得出来她的阶层不是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所知道的。她的衣食住行明显地更华丽更高档。人家讲究怎么样更精致优雅，而我们只会讲怎么样才能节省更多的钱。在那个二十世纪的初期，学校的女性职工大部分都是官太太这样一句话我大概是知道的它的含义了。这也让我想到爱人单位里的那些女同事，她们要不已经改行在各个处室作干事，要不要后勤做一些闲杂事务，总之都不在教学一线，因为上课的老师们都知道，在学校这样一个地方，在一线上课的老师是最辛苦的。因为除了与学生打交道的艰难，更有教学业绩的考核，压力与责任都是让人很辛苦的。所以有门路的人都改行不做一线老师了。我也常常羡慕他们能如自己的意愿做一份非教师的工作却依然还能享受作为一个老师的待遇。可这样的待遇不是谁都有资格获得的。没有一定关系的人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就如当下的自己。
另外两个同事的爱人一个是某个局的主任，一个是检察院的一个中层领导。那都是我望尘莫及的存在。
工作日的课余时间我也会参加她们的活动，打麻将成了我进城后学会的第一个娱乐活动。可我常常在同事朋友间都说自己不擅长打麻将，不敢随意参与同事间的活动，因为不知道彩头多大。说到底还是同事间抱怨的一个毛病，那就是输不起。因为害怕输钱，因为害怕承担不起那个后果，所以干脆不参与。就像我一个堂嫂说自己不爱吃牛肉，所以买牛肉的时候都不买多，炒萝卜只买三两牛肉就只是小孩要吃。而在听者看来只不过是节约的另一种借口而已。因为牛肉昂贵，一家人都吃的话，只怕是吃不起，可孩子要吃，又不能让别人认为自己家吃不起，所以只说是孩子要吃，而自己不喜欢吃。这或许也是中国女人的一种潜在的自我保护，保护那一顶点的自尊心和不自信。
我们还在周末或节假日一起相约着一起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去小城有名的苍蝇馆子吃饭，带上各自的孩子，费用一起AA。一起去户外踏青，去爬小城最高的山峰，去体验山高人为峰的舒畅和开阔。去果农的庄园采摘，去品尝枝头的最新鲜的果蔬。去小河边垂钓，看小鱼在河里欢快地跳跃游戏。去山野燃起炊烟，煮最美味的食物与大人孩子一起大快朵颐。那些充实的周末与节假日，处处留下我们欢快的身影与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