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包里掏出那双沾血的童鞋，鞋头磨穿了，黑乎乎的棉絮露在外面。另一只手摸进夹层，把半块铜怀表也拿了出来。玻璃裂得像蛛网，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我说：“在苏州河边捡的。孩子没跑出去，卡在防空洞口。”我把鞋递过去，“现在我要画一张图，下一次，孩子得跑出去。”
她终于停了步，侧过脸。月光照在她锁骨上的樱花刺青，那花像是烫进肉里的。她盯着鞋，手指微微抖。
“你拿这东西，换一张图？”她声音冷。
“拿命换。”我摊开左手，食指上的墨渍发黑，像干涸的血，“也拿别人留下的东西换。这表，是赵连长最后戴的。他死前还在数弹壳。”
她没说话，巷子那头传来电车压过铁轨的震动。过了好久，她才开口：“我父亲的学生，住在南京西路187号。楼顶有个日晷，锈了。”
我点头，把鞋和表塞回包里。她转身就走，再没吭声。
南京西路那栋洋房夹在几排新式里弄中间，铁门锈得掉渣，门牌歪着。我们绕到后巷，爬消防梯上三楼。窗框松动，阿秋一推，木屑簌簌往下掉。屋里一股陈年纸张和樟脑混着的味儿，墙角堆着旧地图筒，书架歪得快塌，上面摆着铜罗盘和黄铜水准仪。
老人坐在藤椅上，背对窗户，手搭在扶手上，指尖轻轻颤。眼睛浑浊，几乎看不见瞳孔。阿秋走近，低声说：“先生，我来了。”
他没动，只抬手朝她方向探了探。阿秋摘下耳坠，放进他掌心。他指尖摩挲着玉上的缺口，喉咙忽然一哽，声音发抖：“你母亲……说这玉，断了，命就断了。可要是有人戴着它回来……命就该活着。”
他抬另一只手，指向书柜最下层。阿秋蹲下，拉开暗格，取出个油布包着的皮盒。打开，里面有黄铜测绘仪、皮尺、铅笔、刻度规，还有一本泛黄的笔记，封面写着“松花江流域测绘手记”。
“我记不清路了。”老人喘着，“可松花江结冰的声音，我还听得见。十一月，冰层开裂，像骨头在响。”
我从包里翻出日记本，找到苏州河那夜的记录。墨迹斑驳，但坐标清清楚楚。“您女儿测过江防工事，这三点七公里防线，炮火落点和您笔记里的等高线，对得上。”
老人喉咙里哼了一声，像是终于信了什么。他哆嗦着从怀里摸出一枚铜纽扣，塞进阿秋手里。“她最后穿的军装上的。她没死在战场，死在哈尔滨的雪夜里。他们说她是叛徒，可她只是……把地图送出去了。”
阿秋攥紧纽扣，没说话。
老人突然咳起来，胸口剧烈起伏，手指死死抠住藤椅扶手，指节发白。我上前扶他，他一把抓住我手腕，力气大得吓人。“替我看看……松花江结冰了吗？”他喘着，眼睛死盯着我，“替我看看……冰裂的地方，还有没有记号。”
话一说完，手一松，头歪了过去。
阿秋跪下，试鼻息，摸颈动脉。她抬头看我，眼神空了一下，然后站起来，把耳坠重新戴上，只戴左耳。“他最后那句，是暗语。”
“松花江结冰了吗？”
“接头用的。”她声音哑，“我父亲的学生，要是活着，就会这么问。”
我合上日记本，塞回包里。“他在哪？”
“地下印刷厂。药铺地窖，永安堂旧址。”
我们从后巷下去，绕过两处巡逻点。永安堂早就关门，门板钉死，地窖入口在后院，埋在一堆瓦砾下。我一启动空间，手腕的裂口立刻撕开，血顺着袖子往下淌。空间只撑了一瞬，瓦砾移开一半，剩下半截卡在边缘，像被咬住。
“不行。”我咬牙，“顶不住三秒。”
阿秋从鞋跟抽出钢丝，插进砖缝，用力撬。我靠墙喘气，撕下布条扎紧手腕。她撬开一块砖，露出铁门。锁锈死了，她掏出细铁丝，弯成钩，轻轻一挑，咔哒。
门开了。
地窖里一股油墨混着湿纸的味儿。油印机在中间，旁边堆着废纸。我打开手电，光扫到墙角，发现一叠没烧完的电文底稿，纸发黄，抬头印着俄文，下面一行中文：“冰痕，代号确认，松花江坐标已更新。”
阿秋走过去，捡起一张照片。男人穿长衫，站在冰封的江桥上，胸前挂着块翡翠，和她耳坠一样。背面写着：“地图比命长。”
她手指划过那行字，忽然蹲下，把照片贴在胸口。
我走到油印机旁，翻底稿，一页页看。几张是日军布防图，等高线密，标着“炮位”“雷区”“暗道”。最新那份是1937年10月，署名“冰痕”：“南京防线图已送出，接应人代号‘夜航船’。”
我合上底稿，抬头看她。
她站起来，把照片塞进内衣口袋，钢丝插回鞋跟。“他不是舞女的父亲。”她声音冷，“他是共产国际的情报员。我母亲，是他的联络人。”
我点头。
她盯着我，忽然问：“你为啥要画这张图？”
“让孩子跑出去。”
“不止这个。”
我顿了顿。“不想让下一个老人，死前还在问松花江结冰了没有。”
她看了我很久，转身朝铁门走。我跟上去，刚踏出地窖，巷口传来小孩的哭声。
阿秋猛地回头，高跟鞋里的枪还没插稳。我一把将她拽回阴影里。
一个五岁左右的女孩站在巷口，抱着破布娃娃，哭着喊妈妈。巡逻队的皮靴声从另一头逼近。
阿秋咬着嘴唇，手指攥得发白。
我想起包夹层里那双从苏州河边捡来的鞋，伸手摸出来，轻轻放进她手里。
读书三件事：阅读，收藏，加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