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回来的时候，没有多少人马，还没去京城时多，少了不少地主乡绅，连长工与佃农都没有多少，但曾祖父也没多想，毕竟，人走茶凉的道理，在京城滚打摸爬数年的他，比谁都清楚，人在没权没势的时候，必然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他，人只有在权势的笼罩下才会吸引更多的人。
但曾祖父回来的时候，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开始变得沉闷，不愿与家中的人讲话，即使说出口也像蚊子的嗡嗡叫，是一片嘟嘟囔囔。
有节日的可以喝酒的时候，曾祖父可能还会对我们的祖辈高兴地讲两句，但也许是酒精的缘故吧。
我祖父记的最清楚的那次，是在1937年。
那时家里摆了七八个菜肴，带着点微黄的米酒，他们边喝边说，说到高兴处时，曾祖父却开始大喘着气，满脸通红，好似憋着一股尿，楞在了酒桌之上，然后起身缓步走向了门外的麦田。
当时没有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曾祖父拿着刀在麦田里如猛兽一般在疯狂的嘶吼。之后，外祖父带着阴沉的脸缓步走了回来。之后的外祖父，便开始逛窑子，抽大烟，赌博，我祖父常常在深夜看见一个壮汉拖着烂醉如泥的曾祖父，而我的曾祖母在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
曾祖父赌博时也在窑子旁边的烟馆二楼，其常玩的是骰子。
他倒是逢赌必输，越输越想赌，为的不是赢回来，而是让自己感觉到一种未知的刺激与恐惧，那种浑身冰冷，又大汗淋漓的感觉，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的曾祖父，他还是个活人。我的祖父似乎认为，自贬回乡之后，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刺头兵，五品将士已经死了。
他在那里认识了不少狐朋狗友。那时候烟馆里有一位李先生，年近花甲，眼睛还和树上的猫头鹰似的亮堂，穿着泼布长衫，站在门口，腰板挺得板直，平常时候总是拿着一本论语翻看，睁眼却小得像是在睡觉。他们俩说话经常投机，毕竟听说李先生是一个屡次不中的举人。可惜的是，当李先生儿子八岁时，李先生因为偷书被打死了，而我的曾祖父则一直在偷偷地负担着李先生儿子的生活开支，但没有让他读书，这好像是李先生的意思。
每年的夏天，我的曾祖父都会穿着长衫去看望李先生的儿子，而且是坐着牛车去。
李先生的儿子住在县城外二三里的一个小镇的酒店里，那里喝酒一般不收现钱，一般等个二三日才来催账，毕竟酒店的客人除了我的曾祖父外都是镇子里面的人。酒店外面种着一棵长了百余年的菩提树，上面栖息着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常在客人喝酒时发出动人的声音，让客人越喝越起劲，而客人也常常给这几只小鸟掏钱，试图让小鸟收了钱后唱得更起劲，仿佛鸟儿是青楼里的歌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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