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常言道：“三岁四岁讨人嫌，七岁八岁狗都嫌。”那时的孩子也是这样，同样有讨人嫌的阶段，也会闯祸。
和李长山家同居的那户人家姓朱，是知识分子家庭，从城里来的，有一个男孩，比李长山大五六岁，在城里上学，不常来，家里平时只有夫妻二人。李长山叫他们“朱叔”“朱婶”，从称呼上可知，朱叔比李长山的爸爸年纪小，否则的话，就会称呼他们“朱大爷”“朱大娘”。在东北，称呼是有严格讲究的，爸爸小的称叔叔，比爸爸大的称大爷；女主人则不比大小，称男主人为叔叔，就称她为婶，称男主人为大爷，就称她为大娘。
朱叔、朱婶平时对李长山很和蔼，经常逗他玩儿。
那时，五六岁的孩子，经常玩儿的恶作剧就是在门外倚上一根棍子或铁锹，屋内的人开门时，棍子或铁锹把就倒了进来，打在他的身上。或者将门开一道小缝，在门顶搭上一块木板之类的物件，别人推门进来时，这个东西就掉了下来，或者掉在人的头上、身上，或者掉落地上，吓人一跳。这时，恶作剧的孩子就哈哈大笑，好像占了天大的便宜似的。
恶作剧的结果，就是把人吓一跳，不会伤到人。小孩子乐此不疲，互相“算计”。
有一次，李长山在朱叔的门外倚上一把铁锹，想捉弄他一下。
不一会儿，朱叔开门出来了，双手端着半盆水饭，落下来的锹把，正打在饭盆上，饭盆被打落了，水饭洒落了一地。
水饭，就是跑在水里的高粱米饭，是夏天高粱米饭一种常见的吃法。将捞出的高粱米饭泡进凉水里，它就不热了，吃起来很舒服。
朱叔先是一惊，再一看呆愣在外屋的李长山，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沉着脸，没理会李长山，将洒在地上的饭粒收到盆里后，径直走出门外，倒掉了。回来时，也没看李长山。
李长山非常尴尬和难受，知道闯祸了，给朱叔惹了麻烦，害得人家中午要重新做饭了。
印象中，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否则爸爸、妈妈会给朱叔道歉的，会张罗着给他做饭，也会骂自己几句；朱婶也没在家。
从此以后，李长山再也没对朱家恶作剧。
当时，男孩子热衷的游戏之一是“打镖”。
所谓的“镖”，并不是暗器飞镖，而是土坷垃。通常是小孩分为两队，在相距一定距离内设置“阵地”，互相扔土块。双方常有攻有守，忽而整体攻上去，忽而全部退回来，如同打仗一般。
双方通常的距离是，土块能打到对方阵地，一般在三四十米。这个距离是安全的，因为土块飞得慢，遭受攻击的一方有足够的时间躲避飞来的土块，通常“激战”了半天，也打不中一个。即使打中来了，由于距离远、质地酥松，也没有多大力道，没看见时，甚至没啥感觉，看见时，不过紧张一下。因此，对于小孩的这种游戏，家长也不反对。
打镖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是，对于远处的东西，如小鸟、蜻蜓、马蜂，乃至水里的鱼，都试图用砖石、土块去打，碰巧时也能打到。据说有一个大孩子，向水里乱扔了一块砖石，碰巧一条鲤鱼浮了上来，被打翻了，这个大孩子意外地打到了一条鱼。李长山用土块也曾打中了一只落在地上的家雀，但没有抓到它。那只家雀还是贴近植被，飞到田野深处去了。
有时候看到人，也想打一下，这样就容易闯祸了。
一天中午，杨立宁正在高粱地边捉蜻蜓，突然听到有小孩的说话声，仔细一看，原来几个小孩正在王家门前的小路上玩呢。
杨立宁突然冒出了吓唬他们一下的念头。于是就找了一小片儿瓦片扔了过去。
瓦片比铜钱大不了多少，杨立宁选择这样小的，就是怕万一打到人。如果碰巧打到了，也不至有什么后果。
哪想到真是凑巧了，不仅打到了人，而且还听到了小女孩的哭声。
杨立宁吓坏了，赶紧顺着沟向南跑，转到河边，又向西跑。
原以为有高粱地挡着，没人知道是自己干的，跑远一点，也就摆脱了是非。
哪成想，自己的身影还是被一个孩子看到了，于是人家就找到家里告状。
杨立宁的爸爸气坏了，立即跑出门来，大声呼喊杨立宁。声音很大，很气愤，杨立宁躲在河边听得清清楚楚。杨立宁吓坏了，没敢应声，也没敢动。过了一会儿，爸爸不喊了，杨立宁仍然没敢回家。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那块小瓦片打中了小女孩的额头，把皮给打破了，流出血来。这种事在男孩子身上很常见，如被树枝扎出血了，被地面或树干蹭破皮了，他们一般不在意，也不会哭。而女孩就不同了，她们胆小、娇气，也很少碰到这样的事，小手摸到血了，就吓得哭个不停。
这事要搁在杨立宁身上，妈妈不会太担心，会告诉他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可这小女孩儿是别人家的孩子，又是自己孩子闯的祸，妈妈不敢怠慢，一面骂自己的孩子，一面抚慰小女孩，并抱着她去了医院。医生给孩子处理了破口，上了药，蒙上纱布，用胶布固定后，她就不哭了。
到了晚上，杨立宁才硬着头皮回家。由于后果轻微，爸爸没有呵斥他，只是没有好脸。责备的话由妈妈说了。妈妈说：“以后再不许这样了！多亏是打到了脑门，要是打到眼睛，出了好歹的，那可就惹祸了！”
杨立宁也后怕起来，带着哭腔说，以后再也不打人了。
这件事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杨立宁以后再也没惹这样的祸。这也与渐渐过了讨人嫌的年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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