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门口的石磨盘还洇着晨露的水痕，社长王大叔就领着人来了。他手里攥着杆铜烟袋，烟锅子还冒着余烟，身后跟着堂叔赵建国、邻居李婶，还有两个帮忙的后生——都是村里相熟的面孔，昨天在村口小卖部听说了老赵家兄弟要掰扯掰扯房子的事，主动说要来搭把手，压压阵。
赵国辉忙着从临街的小商店里搬凳子，蓝布围裙蹭到了门框上褪色的春联，掉下一片红纸屑。“王大叔，您坐。”他递过去一袋自家烤的烟丝，又给李婶倒了碗晾好的井水，“刚打上来的，还沁着凉气儿。”赵国耀背着印有“xxx建筑公司”字样的帆布包站在磨盘旁，裤脚的泥点蹭在了磨盘底座那沧桑的沟槽里。他媳妇刘燕抱着孩子，手里的塑料小汽车被邻居家的娃瞅着，下意识往怀里拢了拢。李婶笑着打圆场：“燕啊，让娃跟我家虎子玩儿去呗，都是一个村的，还能拐跑喽？”刘燕这才点点头，扯出个笑。
刘燕刚把孩子放下来，赵国辉就开了腔。他把一本厚厚的账本往磨盘沿上一搁，发出“啪”的一声闷响：“王大叔，陈律师，还有各位叔伯婶子，您几位都是明白人，给评评理！这老宅临街的两间房，我开商店五年，水电费、税钱、房顶漏雨补窟窿的钱，桩桩件件，哪样不是我掏的？这五年，这房子就是我的营生！现在他（指赵国耀）回来了，张口就要分走一半，凭啥？天底下有这个道理？”
“凭啥？”赵国耀的声音立马拔高了八度，像是被点着的炮仗。他把帆布包往磨盘上一墩，露出里面的黄色安全帽，“就凭这是爹娘的老宅子！根儿在这儿！我在外头工地，风吹日晒十年，每年寄回来的钱，都清清楚楚打在爹妈的折子上！你倒好，占着房子卖货赚钱，油水都让你捞了，还倒打一耙说我贪心？这心窝子捅的！”
“你寄钱？”一直低头纳鞋垫的李秀梅（赵国辉妻）猛地抬头，针尖差点扎了手，“建国兄弟、李婶儿你们都在，评评！去年爹突发脑梗住院，医院催着交钱，你那边电话打不通，是辉子二话不说把店里进货的钱先垫了五千交押金！怕你在外地着急上火，跟亲戚邻居说起来，也只说是你寄的钱都到了！这委屈他跟谁诉过？”她的声音带着憋屈的颤音。
“好了好了！都消消火，一家人骨头连着筋，吵吵嚷嚷像什么话！”王大叔把烟袋锅子往磨盘沿上不轻不重地磕了磕，一撮烟灰簌簌落在磨盘缝隙里，“老嫂子，您出来说句话，俩娃可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们小时候多亲啊，哪回不是耀小子护着辉小子？辉小子得了块糖都掰一半留给耀小子……”
老太太扶着门框挪出来，手里攥着块洗得发白、边角都磨出毛茬的蓝布围裙——还是当年打理菜园子时用的，上面绣的“辉”、“耀”两个小字，早被经年的汗渍浸得模糊不清了。“耀啊，”她走到磨盘旁，布满老茧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冰凉的、被岁月磨平的纹路，“不是妈偏心眼儿，”她抬起浑浊的眼睛看着小儿子，“你哥他…守着这个家，不容易。那店看着人来人往，赚的都是块儿八毛的辛苦钱。除了进货的本儿，余下的都给我和你爸抓药、买米面了。你在外头风吹雨打，挣的是血汗钱，妈心疼…可这房子……它……”老太太嘴唇哆嗦着，后面的话堵在喉咙里，化成了沉重的叹息。
“婶子，”蹲在磨盘边上的堂叔赵建国，捡起一粒卡在石头缝里的干瘪豆子，在手里捻着，“您疼孙子我知道。可耀小子眼下是真难。工地上那腿伤…不是假的，干不了重活了。回村来，不就图个安稳落脚的地方？这要求…不算过份吧？”邻居李婶也紧跟着劝和：“是啊老嫂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割哪块不疼？房子再金贵，能金贵得过骨肉情分？我家那俩混小子去年不也为宅基地红了脸？后来还不是他堂叔提起来小时候一块儿偷老刘家枣子，被狗撵得满村跑的事儿，俩人臊得恨不得钻地缝，气也就消了。”
我把帆布包放在磨盘旁，顺手拿出那本厚厚的《民法典》，不是刻意翻开，就让它自然而然地压在磨盘上那张旧报纸上——那报纸是赵国辉店里垫货用的，印着去年的粮食收购价，边上还沾了点酱油渍。等大家的目光都看过来，我才开口，声音不高，就像拉家常：“叔、婶、建国叔、李婶，咱讲道理，也得讲规矩。国家有法度，爹娘的心意也得顾着。我看过条文，这跟爹娘一起过、伺候床前多的子女呢，分家产的时候，情理上可以适当多分些。辉哥守着老宅五年，里里外外操持，这商店归他营生，算是合情合理。可耀哥在外头十年，该寄的钱也没少寄，该尽的孝道也没落下，他的难处也得顾着，分家不能让他吃亏，得给些补偿才公平，这样两边心里都踏实。”
王大叔眯着眼凑近了点，像是在辨认书上的字，又像是思索，末了点点头：“是这么个理儿！咱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也得跟着新时候的法令走。辉辉，你是当哥的，心里得装着弟弟的难处；耀耀，你也得想想你哥守家这些年的辛苦。别让你爹娘在地下也不安生。都痛快点儿，辉辉，你说个数儿，耀耀，你也退一步海阔天空。”
赵国辉盯着磨盘缝隙里那几粒陈年的豆子，沉默得像块石头。院子里静得只能听见母鸡咕咕叫的声音，刘燕怀里孩子咿呀的声音都停了。过了足有半袋烟的功夫，他才抬起头，声音有点发涩：“…我给耀耀…十万块。”这话像块石头砸进水里，旁边的后生们面面相觑，刘燕怀里的孩子也好奇地伸手去够磨盘上王大叔的烟袋锅。
“哥……”赵国耀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眼圈瞬间就红了。他手忙脚乱地从那个沾着泥点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不锈钢保温杯，塞到老太太手里，声音带着点哽咽：“妈，这是…在县城买的，保温好，冬天您灌上热水捂着…不冻手。”他又在包里摸索了几下，拿出一双厚实的劳保鞋，鞋底子又厚又韧，递到赵国辉面前：“哥…你看店一天得站七八个钟头…这鞋…穿着不硌脚…”那鞋看着粗笨，却结结实实。
堂叔赵建国“嘿”地一声笑了，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这就对了嘛！这才像亲兄弟！咋都想起来啦？那年夏天，辉辉贪玩掉村西头那个臭水沟里，扑腾得跟个小鸡仔似的，不是耀小子二话不说就跳下去，死命把他拽上来的？自己冻得直哆嗦，回家就发高烧！辉小子呢，兜里就剩一块水果糖，硬是掰了一半塞给耀小子！啧啧，那时候多好啊！”
李婶一拍大腿：“可不就是！建国兄弟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去年开春，耀小子家娃在城里不是得了场肺炎？辉小子知道后，偷偷塞给我五百块钱和一箱奶粉，千叮咛万嘱咐：‘李婶，你帮我寄过去，千万别让耀知道是我给的，他在工地上心焦，知道了更上火…’这事儿我可记着呢！”
刘燕听着，眼圈也红了。她猛地站起来，抱着孩子快步进了屋。不一会儿端出一盘热气腾腾、刚煮好的白水鸡蛋，给每个人手里塞了一个，脸上带着羞愧：“王大叔、陈律师、各位叔婶…以前是我眼皮子浅，不懂事，总跟哥嫂置些小性儿…别跟我这不懂事的妇道人家一般见识…”李秀梅赶紧接过鸡蛋，烫得在手里颠了两下，脸上露出宽慰的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牙齿还有碰着舌头的时候呢！以后耀耀一家搬回村来，咱们住得更近了，有啥事互相搭把手，日子才红火！”
调解协议是写在王大叔带来的红格信纸上的，笔迹朴拙但清晰。赵国辉和赵国耀签字按手印时，院里围满了人。后生们踮着脚看，李婶在旁边大声念着条款，老太太背过身去，撩起围裙角偷偷抹眼泪。签好字的协议，被她像宝贝一样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了炕头那个油漆斑驳的旧木箱里——那箱子里，还躺着我上次“忘”在这儿的《民法典》。老太太特意在书下面垫了块她自己缝的蓝布垫子，怕磨破了书页。
三个月后，我再去老院。那架沉默的石磨盘旁边，竟开满了金灿灿的太阳花，像撒了一地碎金子——是赵国耀回来后撒的籽。赵国辉的商店门口，新挂了块原木牌子，上面用红漆工整地写着“代收农产品”，堂叔赵建国正乐呵呵地帮乡亲把一筐筐晒好的干辣椒往店里货架上摆。王大叔蹲在磨盘旁“吧嗒吧嗒”抽着烟袋锅，正跟赵国耀聊村里哪家想拉根新电线，问他这水电好手能不能接活。
老太太在屋里扬着声儿喊吃饭。炕桌上摆着切得细细的腌萝卜丝、黄澄澄的炒鸡蛋，还有一锅刚熬好的玉米碴子粥，热气腾腾，飘着粮食的甜香。我坐下时，一眼瞥见那本《民法典》放在炕沿，阳光正好从窗棂的缝隙钻进来，像根金线不偏不倚地落在摊开的那一页上。光亮处，正是“兄弟姐妹间的扶养义务”那一行黑字。书旁边，还放着一个刚剥好的、透着溏心的煮鸡蛋。老太太笑眯眯地推到我面前：“陈律师，快趁热吃，我记得你上回说爱吃溏心的，特意给你留了个火候刚好的。”
离开时，赵国辉硬是塞给我一大玻璃罐自家腌的萝卜干，咸香扑鼻。赵国耀则抢过我的帆布包，一直把我送到村口。王大叔和李婶还坐在磨盘旁唠着家常，夕阳的金辉把他们依偎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慢慢地重叠在那光滑的磨盘石面上，恍惚中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两个半大的娃儿，嘿哟嘿哟地一起推着磨，笑声在风里飘远。我回头望去，老宅屋顶的炊烟正袅袅升起，混着玉米粥暖暖的香气，悠悠地飘散在傍晚的村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