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谦之坐在我对面时，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登山扣，指腹反复摩挲着金属边缘，像是在揉搓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四月的午后，律所窗外飘着绵密的细雨，雨丝打在玻璃上晕出一片模糊的水痕。他身上带着股未散的山野潮气——不是刚从山里回来的新鲜湿润，是常年与登山装备为伴，浸在骨子里的干燥尘土味，混着雨水的凉透着股疏离的冷。
“陈律师，我太太……可能要跟我离婚。”他开口时，声音比窗外的雨还轻，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她刚拿了个文学奖，颁奖礼后台，当着我的面，递过来一份离婚协议。”
我递给他一杯热水，玻璃杯壁很快凝起一层水珠。目光落在他的手上，指尖布满粗糙的老茧，那是常年握登山杖磨出来的，比一般上班族键盘上磨出的茧子更硬、更糙，边缘还带着点未愈合的细小划痕。作为处理婚姻家事案件十余年的律师，我见过太多因出轨、财产争执闹到律所的夫妻，他们要么歇斯底里地控诉，要么冷着脸计算得失，可吴谦之身上的平静太特别了——那是一种带着茫然的麻木，像一个迷路的人连惊慌都慢了半拍，这让我隐约觉得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离婚纠纷。
吴谦之喝了口热水，雾气漫上他的眼镜片，他摘下眼镜用袖口随意擦了擦，再戴上时眼神里多了点松动的疲惫。他说，他和江淑仪结婚二十年了，当年在南方海滨小城度蜜月时两人还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笑着说要一起爬遍地图上标记的每一座山。那时江淑仪刚毕业，眼睛亮得像海边的太阳，在纪念品店里一眼挑中枚登山俱乐部的纪念章，踮着脚塞进他手里：“以后你带队，我跟着，可不能把我丢在半路上啊。”说着还非要拉钩，指尖的温度烫得他心尖发颤。
可如今，那些誓言早成了泡影。“每天晚上我从书房出来，她房间的灯准亮着，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像在跟谁赛跑又像在躲着什么。”吴谦之的声音低了下去，“我试过跟她搭话，问她写的小说进展怎么样，她总说‘快完了’，头都不抬，手指还在键盘上不停。问得次数多了，她会皱着眉说‘你不懂’，后来我就不问了。周末一早就背着登山包走，山里信号差，手机常常没信号，正好不用想家里的事——其实是不敢想，怕想了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他口中“不敢面对”的，是婚姻里越积越厚的沉默。江淑仪沉迷网络小说创作，每天熬到凌晨两点是常事，客厅沙发上总堆着她揉掉的稿纸，有的上面只写了半句话，墨水晕开像没说出口的叹息；吴谦之则把登山当成了救赎，周末扎进深山扎营，有时连女儿打来的电话都漏接，女儿婚礼那天他们俩站在台上接受祝福，别人都夸他们夫妻和睦可他清楚记得江淑仪礼服里面的衬衫，还是前一晚赶稿时溅了咖啡渍的那件——她连换件干净衣服的心思都没有，仿佛这场婚礼于她而言只是一场需要配合完成的仪式。“我们就像两个演技拙劣的演员，在别人面前演‘恩爱夫妻’，散场后各自卸妆连句话都懒得跟对方说。”吴谦之苦笑，指尖又捏紧了那枚登山扣，金属边缘硌得掌心发疼。
从法律角度看，这种“精神疏离”算不上明确的婚姻过错，没有出轨的实锤，没有财产转移的痕迹，可它比争吵、背叛更伤人。《民法典》里判断夫妻感情破裂，总说“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可在我经手的案件里这种日复一日的“沉默溃散”，才是感情破裂最隐蔽的推手——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撕破脸的指责，却在各自搭建的“避难所”里，一点点抽离对彼此的关注就像两棵长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树，根系慢慢脱离枝叶不再交错，最后只剩下两棵孤零零的影子看似靠得近，实则早已没了牵连。
吴谦之第一次真正慌神，是在江淑仪的《心壑》获奖之后。那天他在律所门口的书店里，看到书架上摆着妻子的书，封面是一片灰蒙蒙的山，山脚下有个模糊的人影，像在走又像在逃。他鬼使神差地翻开，正好看到那段文字：“他总在黎明前离开，背包里装着风的味道，仿佛山峦才是他合法的妻子。他以为我看不到他逃离时，踩着台阶如同奔向新生般轻快的脚步。不，我看到了……婚姻里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相伴，而是并肩而立时，我们各自在对方眼皮底下，坚定地、缓慢地、一天天地‘失踪’。”
那些文字像淬了冰的针，扎得他指尖发麻。他猛地意识到，江淑仪写的不是别人，是他们自己。那天他在书店门口站了很久，雨还在下他却忘了打伞，直到浑身湿透才拿出手机给我打了电话——那是他第一次主动寻求帮助，之前的日子里他和江淑仪就像两个守着秘密的人，谁都不肯先捅破那层窗户纸。
吴谦之给我讲颁奖礼那天的场景时，细节清晰得像刚发生过，连灯光的颜色、掌声的轻重都记得分明。炫目的聚光灯下，江淑仪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礼服，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株在寒风里倔强生长的植物。当主持人念出她的名字，掌声如潮水般涌来，她走上台接过奖杯时，目光在台下扫了一圈落在他身上时没有停留，也没有波澜，就像在看一个普通的观众。
后台的灯光有些昏暗，厚重的门帘把外面的喧嚣隔在身后。江淑仪就站在化妆间门口等他，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被捏得有些发皱。“我们互相成全了这么多年，”她开口时，声音平静得近乎冷漠，没有指责，没有委屈，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够了。该结束了。”
吴谦之说，他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连呼吸都忘了，直到后台的顶灯突然闪烁了一下，接着彻底熄灭，周遭瞬间陷入一片昏昧。黑暗里，他下意识地摸向口袋，指尖猝不及防地碰到一个坚硬冰凉的物件——是那枚二十年前江淑仪送他的登山俱乐部纪念章。这些年他换了无数个登山包却总把这枚纪念章带在身上像是一种执念，又像是一种连自己都没察觉的期待。借着远处通道口透来的微弱安全灯光，他看清了掌心的纪念章，金属表面已经磨损，山峰浮雕的纹路却还清晰，当年江淑仪笑着拉钩的样子突然撞进脑海和眼前递来离婚协议的她重叠在一起，刺得他眼眶发酸。
“我们就不能再试试吗？”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像个迷路的孩子在问路。江淑仪的回答很轻，却像一块石头砸进冰湖：“试了十年了，吴谦之。你周末去登山，我深夜写小说，我们都在对方的世界里‘失踪’了十年，怎么试？你不知道我发烧到39度时看着你收拾登山包的背影有多难过；你也不知道我在小说里写‘失踪’其实是在等你问一句‘你是不是不开心’——可你从来没问过。”
后来为了试着挽回，我约了江淑仪来律所调解。她来的时候穿着简单的棉麻衬衫，怀里抱着一本《心壑》的样书，书页间夹着张女儿婚礼时的照片。照片上，她和吴谦之站在一起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笑容都很僵硬像被人按着头摆出的姿势，明明是最亲近的人却像隔着一堵无形的墙。“陈律师，我不是一时冲动。”她指尖摩挲着书页，声音很轻却带着藏了多年的委屈，“我写《心壑》写了三年，这三年里，他只问过一次我写得怎么样。有次我赶稿到凌晨电脑突然蓝屏，我蹲在地上哭他从书房出来只说‘早点睡’，就转身回去了。我不是要他帮我修电脑，只是想让他陪我说说话，哪怕只是一句‘别着急’。”
调解最终还是没成功。吴谦之红着眼眶说愿意改，以后每周只去一次登山，剩下的时间都在家陪她还说要重新规划路线带她去当年没爬完的山；江淑仪却只是摇了摇头，眼底是深不见底的疲惫：“太晚了，陈律师。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他也习惯了没有我的日子，强行凑在一起不过是再互相折磨。”
签离婚协议那天，吴谦之把那枚纪念章留给了江淑仪。他把纪念章放在信封上，指尖顿了顿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憋出一句：“就当……留个念想吧。”江淑仪拿起纪念章指尖在金属表面摸了摸，没说话只是翻开《心壑》的封面，把纪念章夹了进去——那本书里，写着他们最沉默的十年，也藏着他们最鲜活的开始。
吴谦之离开律所时，背上还背着那个登山包却没去车站。他说要去以前和江淑仪常去的那座山“最后爬一次，也算给过去一个交代”。我站在律所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雨丝还在飘像在为这段二十年的婚姻轻轻叹息。突然想起江淑仪临走时说的话，她说《心壑》的最后一句话是写给自己的：“我们都没错，只是忘了怎么一起走下去。”
是啊，中年婚姻里的“激情消退”不可怕，怕的是把“平淡”当成“理所当然”，把“沉默”当成“相安无事”，最后用“逃离”代替“陪伴”，用“回避”代替“沟通”。事实上，法律没法修复那些被岁月磨碎的情感细节——比如发烧时的一杯水，赶稿时的一句安慰，登山前的一句“注意安全”。毕竟，婚姻它不是一个人的“避难所”，而是两个人的“同行路”，少了谁的陪伴那条路都会走得太孤单。雨还在下，我望着窗外模糊的街景，只希望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夫妻，他们能早一点明白——沉默不是答案，逃离更不是，愿意开口说“我们聊聊”，才是留住婚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