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10日，寒流南下，广州却涌动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浪。
在越秀区一栋老骑楼里，高远站在临时搭起的讲台前，面前摊开的不是演讲稿，而是一本本密密麻麻的账本。台下坐着来自全国十七个省份的商会代表，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将信将疑的神情。
“诸位请看，”高远的声音在空旷的堂屋里回荡，他举起一本泛黄的账本，“这是去年南粤商会收取‘进门费’的明细。每一笔都在这里，时间、地点、金额，分文不差。”
台下响起一阵骚动。一个来自武汉的眼镜商人忍不住站起来：“这些数据从哪里来？怎么保证真实？”
高远微微一笑，翻开账本扉页，露出一个蓝色的三角形印章：“这就是‘信’的力量。每一个加入远航的个体户，都会如实记录交易。当千万个真实的数据汇聚在一起，就能照亮所有黑暗的角落。”
他按下录音机播放键，磁带转动间传出南粤商会成员亲口承认受贿的录音。证据一样样呈现，台下那些原本抱着看热闹心态的商人，眼神渐渐变得认真起来。
同一时刻，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赵卫东正站在一辆解放卡车上演讲。寒风刮过他黝黑的脸庞，却刮不走他眼中的火焰。
“‘远航’的规矩，就三个字：公、信、平！”他举起右臂，手腕上的蓝色三角标志在冬日阳光下格外醒目，“我们不交‘进门费’，我们交‘信’！”
人群中有个声音喊道：“说得轻巧，不交钱哪来的货？”
赵卫东跳下车，径直走到提问者面前，从怀里掏出一本蓝色封面的小册子：“这是远航的供货商名录，上面每一个名字都经过核实。只要你也讲‘信’，就能从这里进货，一分钱‘进门费’不用交！”
那人翻开小册子，眼睛越瞪越大。周围的人群纷纷围上来，争相传阅那本仿佛带着魔力的小册子。
江城深夜，周正坐在派出所值班室里，台灯洒下一圈温暖的光晕。他面前摊开的是《信录》第二卷，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十二月十日，广州。今日又有七十三家个体户加入远航。河北商人老王说：‘活了半辈子，第一次不用赔笑脸送红包就能拿到货。’”
写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从抽屉里取出林晓雯的照片轻轻摆在案头。照片上的姑娘笑得温婉，眼神却格外坚定。
“晓雯，你看到了吗？”他对着照片轻声说，“你种下的火种，已经成燎原之势了。”钢笔继续在纸上舞动，记录下这个正在发生的历史。
十二月十五日，上海外滩。高远站在和平饭店顶楼的露台上，面前是来自全国三十多家媒体的记者。镁光灯闪烁不停，他却只是平静地望着黄浦江上来往的船只。
“‘信’不是远航的发明，”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得很远，“它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立身的根本。我们只是找回了这个根本。”
一个香港记者尖锐提问：“有人说你们在搞江湖帮派，对此你怎么看？”
高远从口袋里取出一枚徽章别在胸前：“如果坚守公平、诚信、平等是江湖帮派，那我愿意当这个帮派的一员。远航不是要推翻什么，而是要重建——重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他的话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全国，无数个收音机前，正在劳作的人们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三天后，北京。周正穿着一身笔挺的警服，坐在政策研究室的会议桌前。对面是来自司法部的专家们。
“我建议在《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中增加诚信经营条款，”周正将一本《信录》推到会议桌中央，“这些真实案例证明，建立在‘信’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能促进社会繁荣。”
一位老专家扶了扶眼镜：“周警官，法律不是儿戏，怎么能把这么抽象的概念写进去？”
周正打开《信录》，指着一页记录：“去年广州十三行码头，因为欺诈交易引发的纠纷有132起。而实行‘信’管理的远航区域，同类纠纷只有7起。法律应该守护最能减少社会成本的价值，不是吗？”
会议室陷入沉默，只听见翻动书页的沙沙声。
十二月二十日，北京飘起了小雪。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前，人山人海。高远站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望着台下无数张期盼的面孔。
“这不是远航的胜利，”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这是每一个选择相信信的人的胜利！”
赵卫东在台下举起手臂，手腕上的蓝色三角连成一片海洋：“公！信！平！”的呼喊声震天动地。
周正站在人群外围，小心地护着怀里的《信录》。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好奇地凑过来：“叔叔，那本书里有什么？”
他蹲下身，翻开一页给女孩看：“这里面有很多关于‘信’的故事。”“信是什么？”女孩眨着大眼睛问。
周正望向讲台上正在演讲的高远，又想起医院里那个苍白的微笑，轻声说：“信就是，当你遵守承诺时，心里那种暖暖的感觉。”
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书包里掏出个小本子：“那我也要记下来。”
雪花飘落在摊开的笔记本上，周正看着女孩认真写字的样子，忽然明白林晓雯所说的“下一代”是什么意思。
在震天的欢呼声中，他翻开《信录》的最后一页，写下新的标题：“第二十一章：信的种子。”
远方的钟声响起，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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