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巷子里出来，风猛地灌进来，卷着灰和烧焦木头的味儿。背靠着砖墙，左手撑着膝盖，右手死死按住帆布包。那张红纸还在，折角顶在肋骨上，像根刺扎着皮肉。手腕上的裂口已经爬到胳膊弯，皮肤底下像有铁丝在动，心跳一下，就扯着疼一次。
手指动了动，在包带上划了三横一竖。巷子静得很，没狗叫，也没人走。我把《良友》画报从邮筒里抽出来，夹着那张带血的儿童画，反手塞进阴沟盖板底下。这是个饵。谁要是翻，明天就知道是谁在盯这条线。
墨水铺在霞飞路尽头，门脸窄，招牌旧得掉漆。我绕到后巷，雨水管锈得厉害，爬上去时铁屑簌簌落进衣领。二楼晾台的玻璃窗没关严，我贴着墙根，一寸一寸蹭过去。
玻璃缝里，货架还是老样子，可三瓶蓝黑墨水并排摆在最外头，瓶底朝外。我认得这摆法。周慕云在军统训练班教过——据点被渗透的暗号。他爱用墨水，说文人总低头写东西，低头的人，最容易被人割了脖子。
我滑下水管，贴着墙根往西走。街角多了台电报机，黑壳子，没牌子，电线埋进下水道口。伪租界巡警来回走，每十五分钟换一班。他们不看机器，可每次路过，脚步都慢半拍。
夜里十一点，我蹲在废弃药房的阁楼，打开帆布包。半箱磺胺，标签朝下。咬破舌尖，血味冲进喉咙，空间开了。
玉镯烫得贴不住皮。裂缝开得迟，像被什么卡住。我把药箱推进去，可就在合拢那刻，裂缝深处突然闪出一道光，像有什么在看。心口一紧，光没了，裂缝也慢慢闭上。
那光像电流，扫过裂壁，和后来玉镯游丝上浮的波纹频率一样——不是眼花，是另一头有东西在应。
我猛地抽手，裂缝合上，喉头一甜。玉镯多了道细纹，像电爬过的印子。拆开看，内层游丝一圈圈泛着波，跟街角电报机的频率对得上。
有人在听。
天没亮我就到了接头点——霞飞路和迈尔西爱路交口的电话亭。沈青禾没来。宪兵在路口设了卡，查通行证。我退到对面裁缝铺的遮阳篷下，手插进大衣口袋，摸到半截硬纸。
她来了。
一身酒气，旗袍歪着，高跟鞋断了跟。撞过来，我扶住她胳膊，闻到硝烟和油墨味。她手指在我掌心划了三下，是暗号。袖口滑出半页纸，泛黄，边角卷了，是《千字文》里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墨色深浅不一，和林掌柜留的残页一模一样。
“林掌柜没贪那两盒奎宁。”她贴着我耳朵说，嗓子哑，“是有人用他的笔迹发令，把药调走了。”
我看她镜片后的眼睛。她没眨眼。
“谁？”
她不答，塞给我一张电影票——“大光明”昨晚七点场，背面用茶水写着：“焦土计划启动”。字干了，一碰就糊。
我收进内袋，扶她往巷子走。她突然停住，从发髻里抽出一根发卡，塞进我手心。“要是你看见鸢尾花，替我问她，三七位还能拨回去吗？”
我没问。她转身走了，旗袍下摆沾着泥水，背影晃了两下，拐角就没了。
我回到药房阁楼，拿出老张的笔记本。血写的字还在，可翻开最新一页，纸面浮出灰白字迹，像是从纸里渗出来的。我用炭条拓下，拿到月光下看：
“三线中断，唯霞飞路可守。”
字歪，笔画抖，像临死前写的。我翻来覆去查，纸没动过，可字就在那儿。裂缝随着读越裂越深，疼从肘部窜上肩胛，像针在皮肉里缝。
本子合上，贴身收好。窗外天刚亮，霞飞路尽头的咖啡馆亮着灯。我认得那家，老板是法国人，战前卖可颂，现在只煮黑咖啡。窗帘没拉严，一道缝里，有人影。
那人坐着，手边一杯咖啡，另一只手拿块软布，慢悠悠擦着单片金丝眼镜。镜片反着光，看不清眼神，可动作稳，一下，又一下。
我摸出铜怀表，玻璃碎了，指针停在七点三十二分。用炭条在背面写：“电报机共振，空间现眼，沈言内鬼，焦土启动。”
塞进邮筒。
转身时，帆布包蹭到墙角，红纸滑出半截。我塞回去，手指碰到内袋的电影票。大光明昨晚七点场，可沈青禾今早才出现。她没去看电影。
她身上没票根，也没电影院那股松香蜡味，鞋底的泥痕来自北区排水沟——离大光明三公里远。那张票，不是她掉的。是有人让她转交的。
我抬头，咖啡馆的窗帘动了一下。那人在看我。
我没动。风从西边来，带着火药和湿土的味儿。右手手指在帆布包上轻轻敲了三下。
二楼，单片眼镜收进西装内袋，手拿起桌上的钢笔。笔帽旋开，露出的不是笔尖，是一截细小的金属探针，闪着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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