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夫摘了帽子，半张脸焦黑，手指缺了一截。他没说话，盯着西边，把烟头按在鞋底碾灭，抬手一指。
我朝那边走，帆布包贴着背，药箱带子勒进肩膀。天快黑了，风从河面吹过来，一股铁锈味。手伸进内袋，那张染血的儿童画还在，边角已经毛了。
拐过两条巷子，孤儿院灰墙露出来，墙皮剥落，爬着干藤。门半开着，缝里插着半截烟，烟丝露在外头——日伪巡防队的标记。我退到墙根，手顺着砖面摸一遍。墙没动过，没人埋伏，但地下室东南角有金属反应，像是铁盒，或是发报机零件。
整了整衣领，听诊器挂脖子上，推门进去。
“送药的。”我喊了一声。
一个穿粗布的孩子探头，七八岁，脸洗得通红。看见我，跑过来：“陈先生！小满说您要来！”
嗯了一声，跟着他往里走。主屋空着，几张床拼成通铺，墙角堆着旧棉衣。我借口整理衣物，上了阁楼。斜顶下木板松动，一掀就开。
里面是个深绿帆布包，边角磨白，上面刻着两个字：“棺材队”。
解开绳子，赵连长的榆木腿断了一截，炸过的痕迹，裂口歪斜。还有条弹壳项链，七枚，每枚底下压着布条，写着名字：李大山、王守义、周铁柱……最后一条是“赵”，背面炭笔字：“代我活下去”。
手指顿了一下。
顾明川从后门进来，竹笛背肩上，音孔里插着野雏菊。他看见包，脸一沉，抓起榆木腿：“人都死了，烧了就是！藏这藏那，算什么？”
“是遗物。”我压着声，“不是战利品，是证据。”
他瞪我：“证给谁看？鬼子？汉奸？还是等胜利那天，摆进博物馆？他们要的是活人，不是骨头！”
我翻出布条，把“代我活下去”递到他眼前：“他们要的是记住。不是烧掉，是传下去。”
他不说话了，捏着布条的手指微微发抖。
后院银杏树还在，叶子黄了一半。顾明川拿铁锹挖坑，我扶着树干，用炭条在树皮上刻了个“赵”字。锹挖到半尺，碰上硬物。
他蹲下，手扒开土。小铁管，锈得厉害，密封着。打开，里面是胶卷，卷芯写着“1937.12.13”。
我收进帆布包。
夜里停电。教室点着煤油灯，火苗晃。孩子们围坐一圈，小满坐在前头，手里攥着半块巧克力。我顺手翻了翻角落，发现上个月从日军仓库换来的便携放映机，一直没动过。铜壳，沉，接口氧化。我用炭条磨了接头，插上电。
装进胶卷，咔哒一声。
墙上亮了。
画面抖，显出战壕。赵连长站在土坡上，身后七个老兵，光膀子，缠着绷带。他们用棉布擦军旗，旗破了几个洞，角上染着暗红。赵连长举起旗，嗓子哑：“唱！”
七个人吼起来，调子歪，但一句一句砸在地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孩子们跟着哼，声音轻，却齐。小满站起来，手按在胸口。
最后一帧，天刚亮，旗在风里展开，破，但没倒。镜头停住，旗角血迹像一朵开到尽头的花。
灯灭了。
没人出声。顾明川把野雏菊从笛孔抽出来，放在放映机上。
我正要收机器，窗外狗叫——两短一长。日军巡逻队的信号。
我猛地起身，卷好军旗塞进帆布包，胶卷、布条、铁管全收进空间。叫醒孩子，一个个拉着手，站到墙角。
顾明川吹笛，三声短音，撤退暗号。
我启动空间，手背裂开，裂缝顺着小臂往上爬，像皮肉被撕开。咬紧牙，把孩子一个个送进缓冲区。最后一个刚消失，门被撞开。
火把照进来，日军举枪，宪兵跟在后面。领头的皮靴踩地，目光扫过教室，直奔地下室。
我靠墙，手腕滴血，一滴一滴，砸在地板上。放映机还在，煤油灯倒了，火苗舔着胶片盒，冒黑烟。
我摸出炭条，在墙上写“银杏树下”，划掉，改成“跑马厅旧道”。
从内袋抽出那张儿童画，翻到背面。血字“我们没饿”还在。塞进放映机底座夹层。
脚步声近了。
我退到窗边，正要跳，眼角瞥见窗台。
一张红纸，折着，像口红纸。拿起来，展开。
四个字：“百乐门见”。
字迹细，折角是阿秋惯用的三角折。纸边沾着一点暗红，不知是口红，还是血。
攥紧纸，翻身跃出。落地左脚一扭，膝盖撞地。身后翻东西的声音，有人踢翻椅子。
爬起来，贴墙走。手背的裂痕爬到肘部，皮肤发烫，像铁线在肉里游。空间在震，玉镯烫得贴不住皮。
拐过巷口，停下，掏出铜怀表。玻璃碎了，指针停在七点三十二分。用炭条在背面写：“孤儿院失守，遗物转移，目标疑似知悉地下结构。”
合上，塞进邮筒。
远处狗叫，越来越近。
我贴着墙根走，右手按着帆布包。包里有军旗、胶卷、七块布条，还有那张红纸。摸了摸耳后，空的，只剩一道旧疤。
风从西边来，带着火药味。
走进暗巷，左手食指在包带上划了四下——三横一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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