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农具厂的轰鸣声，成了整个红星大队最动听的交响乐。
机器的每一次转动，都仿佛在为社员们的好日子踩下坚实的油门。烟囱里冒出的不再是黑烟，而是全大队社员们眼里希望的光。凭借着农具厂带来的巨大效益，红星大队一跃成为公社的明星，一面鲜亮的“知青建设模范村”锦旗，被郑重其事地挂在了大队部的墙上，熠熠生辉。
这块金字招牌，自然也吸引来了新一批下乡的知识青年。
公社领导在分配名额时，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将其中最优秀、家庭背景最“硬”的一批，优先塞进了这个模范村。
然而，理想的丰满，往往衬托出现实的骨感。
当解放牌大卡车卷着一路黄尘，颠簸着停在大队部门口时，车厢里跳下来的那几张年轻面孔，却并未给这个喜气洋洋的村庄带来多少朝气。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城里干部家庭的子女。
下来插队，于他们而言，并非一场投身广阔天地的革命洗礼，更像是一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是履历上不得不镀的一层“金”。
卡车停稳，一个穿着崭新蓝色卡其布工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腕上还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的青年，第一个跳了下来。他嫌恶地拍了拍裤腿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目光在周围扫了一圈。
当视线最终落在不远处那排半埋在地下，只露出一个顶棚和一扇小门的地窨子时，他脸上的肌肉瞬间僵硬了。那表情，活像是刚喝了一口刷锅水，五官都拧巴在了一起。
“这就是……给我们住的地方？”
他的声音不大，但那份毫不掩饰的错愕与鄙夷，却像针一样刺耳。
紧接着，一个穿着时髦的确良碎花衬衫的女孩也探出了头。她小心翼翼地扶着车厢边缘，仿佛脚下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什么肮脏的泥潭。
一股混合着泥土、牲畜粪便和柴火味的独特乡村气息，扑面而来。
她下意识地抬起手，用一方洁白的手帕捂住了口鼻，眉头紧紧蹙起。
“天啊！这股味儿……这地方是人住的吗？跟个地洞一样！”
她的声音尖利，充满了被冒犯的委屈。
另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青年，则低头看着自己一尘不染的白球鞋，再看看脚下坑洼不平的黄土地，长长地叹了口气。
“早知道就不争着来什么模范村了，还不是一样受罪。”
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对着身边的人抱怨：“就让我们住这种破地方？以后还要干那种粗活？我这双手，可是弹钢琴的！”
在这群格格不入的城市孔雀中，一个叫王洋的刺头，表现得尤为突出。
他身材高大，面相桀骜，仗着自己父亲是城里某个部门不大不小的领导，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有恃无恐的优越感。他根本没把眼前这些穿着打补丁衣服的村干部放在眼里，目光在人群中逡巡，像是在审视自己的领地。
欢迎会上，大队部特地杀了只鸡，炖了一大锅土豆粉条。可王洋只是用筷子扒拉了两下，就当众把筷子往桌上一摔。
“这什么伙食？连点油星子都看不见，喂猪呢？”
一句话，让原本热热闹闹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负责掌勺的妇女涨红了脸，手足无措。
分配住宿时，他又第一个跳出来发难，指着那排地窨子，满脸嫌弃。
“潮得能拧出水来，黑得跟个坟墓似的，这能住人？我要换地方！”
第二天上工，社员们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了地，他却和几个同来的知青磨磨蹭蹭，睡到日上三竿才打着哈欠走出屋子，到了地里也是出工不出力，靠在田埂上聊天吹牛，消极怠工。
对于这个把自己当成“泥腿子”头头的林凡，王洋更是从骨子里透着一股轻蔑。
在他看来，林凡不过是个运气好的投机者。同样是知青，凭什么他能当上厂长，开着吉普车威风八面，而自己却要在这里刨土疙瘩？
无非就是走了狗屎运，攀上了什么关系。
“一个乡下的小破厂长，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止一次，王洋当着其他新知青的面，公开表达对林凡的鄙视和不屑。
“你们别被他那样子唬住了，说白了，还是个泥腿子。等咱们镀完金回城，他还在这个穷山沟里打转呢！”
在他的煽动下，几个同样心高气傲、不愿吃苦的新知青，迅速以他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处处和队里的规矩对着干，公然挑战村干部的权威，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下来“视察”的大爷，而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对于这一切，林凡都看在眼里。
他依旧每天准时出现在农具厂，检查生产进度，或者去田间地头，查看庄稼的长势。面对王洋等人或明或暗的挑衅，他既没有发怒，也没有去争辩。
他只是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偶尔，当他的目光与王洋那充满挑衅的眼神在空气中交汇时，他的脸上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没有，只是嘴角会噙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
那不是微笑，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
林凡太清楚了。
对付这些在温室里被精心呵护长大的花朵，任何形式的说教和批评，都只会助长他们的逆反心理。他们那层由家庭背景和城市身份构建起来的优越感外壳，坚硬而脆弱。
道理，是敲不碎这层外壳的。
必须用现实。
用一剂足够猛烈的药，一柄足够锋利的锤子，狠狠地砸下去，让他们亲身体会一下，什么叫疼痛，什么叫敬畏。
林凡很有耐心，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静静地等待着猎物自己踏入陷阱。
他知道，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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