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风裹着闷热的潮气，黏腻地贴在窗玻璃上。我刚整理完一份合同，办公室的门就被轻轻推开，伴随着一声怯生生的“陈律师，您好”。
门口站着两个女人，走在前面的那位穿着素雅的棉麻连衣裙，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被她紧紧攥在手里，指节泛白。她的头发梳得整齐，却掩不住憔悴——眼底的青黑像晕开的墨，让那张本应清秀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身后的朋友替她解释：“陈律师，这是杨艳，她……她家里出了点事。”
我示意她们坐下，助理很快端来两杯温水。杨艳的指尖碰到杯壁时微微颤抖，声音轻得像随时会飘走：“我丈夫韩延辉，要跟我离婚，还……还在外面有人了。”她说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杯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我递过纸巾，听她断断续续地拼凑出这段婚姻的过往。她和韩延辉是大学同学，从校服到婚纱，婚后她辞了工作，成了全职太太，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儿子刚上小学，在外人眼里是妥妥的中产幸福家。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是韩延辉越来越晚的归期，是他对自己越来越淡的语气，是手机里删不掉的暧昧短信，还有那些指向高档酒店的消费记录。“他说我们性格不合，搬出去了，还说不同意协议离婚，就去法院告我。”杨艳的肩膀微微耸动，“我见过那个女人，在他公司楼下，开着红色跑车，那么年轻。”
我耐着性子安抚她，解释离婚诉讼的流程，强调证据要合法收集。可她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皮肤，身体因激动而微微发抖：“陈律师，我不想离，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孩子不能没有爸爸……”那一刻，我看着她眼底的绝望，只觉得心疼——她把整个人生都系在了这段婚姻上，如今婚姻要塌，她的世界也跟着晃。我以为这只是无数不幸婚姻里的寻常一例，只要帮她冷静取证，总能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却没料到，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早已汹涌到足以冲垮理智的堤坝。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接到杨艳朋友的紧急电话，声音里满是慌乱：“陈律师，杨艳自残了！现在在医院！”我抓起包就往医院赶，病房里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杨艳躺在病床上，手腕缠着厚厚的纱布，脸色白得像纸，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韩延辉站在角落，眉头皱得紧紧的，脸上没有担忧，只有掩不住的不耐烦，甚至还有一丝厌恶。
“昨晚她跟韩延辉打电话吵架，韩延辉说离婚的态度特别坚决，她就……”朋友在我耳边低声解释。我走到病床边轻声询问：“杨女士，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她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却发不出一点声音，那是一种无声的、彻底的绝望。
韩延辉这时走了过来，语气冰冷：“陈律师，你来了正好，你也看到了，她这人这么极端，我还和她咋过日子……。”我让自己的语气尽量保持平稳：“韩先生，杨艳现在这个样子，你作为丈夫，首先要考虑的是她的身体状况。无论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她现在最需要的是关心和安抚，而不是指责。”他却立刻反驳：“我有什么错？感情破裂是事实，她自残是在威胁我，影响我工作生活！”
我把韩延辉叫到病房外告诉他：“韩先生，在法院判决之前，杨艳还是你的合法妻子。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她现在情绪很不稳定，如果你不能妥善处理，导致她发生更严重的意外，你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他被我说得脸色变了变，沉默了会儿才说：“我会请护工，但离婚的事，我不会改主意。”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我忽然觉得无力。
那之后，我建议杨艳的家人多陪着她，她家人还找了心理医生疏导。可该来的还是来了，没过多久，法院的传票寄到了杨艳手里，韩延辉正式起诉离婚，要孩子的抚养权，还要“依法分割”共同财产。
我以为杨艳会崩溃，可她来我办公室时眼神里却多了几分决绝。“陈律师，我同意离婚。”她惨然一笑，“但我不能便宜他，孩子得归我，财产也要照顾我和孩子，他出轨在先，不能让他逍遥。”那一刻，我忽然松了口气——哀莫大于心死，可心死之后，或许就是重生的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指导当事人收集证据。杨艳提供的通话记录和微信截图过于零散，证明力不足，我建议她详细回忆韩延辉的日常行踪、消费规律及可能接触的社交关系。考虑到银行卡流水和开房记录属于个人隐私信息，我协助杨艳整理了初步线索（韩延辉常用的银行卡号、疑似消费的时间段和场所），并正式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韩延辉名下特定时间段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涉案酒店的入住登记信息。
法院经审查后签发了调查令，我持令前往银行及相关部门调取证据——在韩延辉的银行卡流水中，果然发现多笔指向高档酒店、珠宝品牌的消费支出，时间集中在周末及工作日晚间；而酒店入住记录则清晰显示，他在近一年内与同一名女性（经身份信息比对，与杨艳描述的“开红色跑车的年轻女子”一致）多次共同登记入住。同时，我们联系了居住在杨艳小区的几位邻居，其中两位愿意出庭作证，陈述曾在小区停车场、电梯间等公共区域看到韩延辉与该女子举止亲密，并能准确描述女子的外貌特征及所驾车辆的颜色、型号。
庭审那天，气氛格外紧张。韩延辉的律师极力否认出轨，说酒店记录只能证明他开了房，不能证明和谁开；还说邻居的证言是“主观臆断”。韩延辉自己则在法庭上扮演起受害者，把婚姻破裂的责任推给杨艳：“她多疑，控制欲强，还自残，这样的人不适合带孩子。”轮到杨艳陈述时，她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声音平静地说起自己这些年的付出，说起发现出轨后的痛苦。当对方律师质疑她的精神状态时，她深吸一口气：“我承认，我曾因为绝望伤害自己，但那是被背叛后的应激反应。我深爱孩子，能照顾好他，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母亲，总比忙着婚外情的父亲强。”她的坦诚，比任何控诉都有力量。
我在辩论时，把所有证据一一呈现，结合《民法典》中关于离婚过错方的认定以及照顾子女、女方权益的原则，强调韩延辉对婚姻破裂负有主要责任，杨艳作为无过错方，理应得到照顾。“法律不只是条文，更要维护公序良俗，保护受伤害的人。”最终，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准予离婚，孩子由杨艳抚养，韩延辉每月支付抚养费；夫妻共同财产杨艳分得60%，韩延辉还要支付一笔精神损害抚慰金。从法律上看，杨艳赢了。
可拿到判决书那天，杨艳没有笑。她坐在我办公室里，盯着判决书上的字看了很久，然后眼泪无声地滑落。“陈律师，谢谢你。”她的声音沙哑，带着说不尽的疲惫。后来我还和杨艳联系过几次，她也开始找工作，可多年脱离社会处处碰壁；孩子也变得敏感内向，总在夜里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她脸上的笑容少了，眼神里的忧郁像一层散不去的雾。事实上她赢了官司，却永远失去了曾经憧憬的幸福，心里的那道伤口不是判决书能缝合的。
我常常想起这个案子。作为律师，我们总在追求法律上的胜诉，可婚姻案件里，哪有真正的赢家？法律能分割财产，能确定抚养权，却抹不去背叛的痛苦，填不满心里的空洞。杨艳的悲剧，也提醒着所有人：婚姻里不能丢了自己，经济独立是底气，精神独立是铠甲；遇到危机时，极端行为只会推远对方，冷静沟通、合法维权才是正道。
而我自己，也更明白律师不只是法律的代言人。在冰冷的条文之外，我们更要看到当事人的痛苦，传递一点人文关怀，帮他们在破碎的生活里，找到重新站起来的勇气。毕竟，官司会结束，但生活还要继续，能帮他们走出阴霾，才是更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