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夏末的伦敦，空气里总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焦灼。报纸上满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黑体字，街头巷尾的人们聚在酒馆门口议论，连平日里悠闲的马车夫都忍不住加快了赶车的速度。我坐在书房里擦拭佩剑，剑刃映出我穿着灰色军装马甲的模样——那时我刚满 18岁，跟着卡特先生学了十年骑士技艺，从击剑的站姿到骑马的平衡，从枪械的拆装到战术的推演，早已能像真正的贵族男子一样从容应对，可只有我和母亲、露丝知道，这身挺拔的“少爷”皮囊下，藏着女儿家的心跳。
“乔，我得走了。”卡特先生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我回头看见他穿着崭新的皇家陆军制服，络腮胡修剪得整齐，眼神却比往常严肃。他手里捏着一张折好的纸，是军队的征召令——奥匈帝国的宣战像一块石头投入池塘，欧洲的同盟体系瞬间被激活，英国很快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身为前皇家骑兵队军官的卡特先生，第一时间递交了入伍申请。
我放下佩剑，指尖有些发凉：“您要去前线？”
“是，为了保卫英国。”卡特先生走到我面前，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掌粗糙却有力，和小时候教我握剑时一样，“你在家好好照顾你母亲，别让我担心。”
我猛地抬头，心里的念头像火苗一样窜起来：“卡特先生，我也要去。”
这话让卡特先生愣住了，他皱起眉：“乔，你还太年轻，战场不是训练场——”
“我已经 18岁了，”我打断他，声音比预想中坚定，“我能骑马，能击剑，能开枪，您说过我比很多贵族子弟都优秀。现在国家需要人，我没理由留在后方。”
卡特先生还想反驳，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默默地退出房间。这时母亲却端着茶走了进来，她的眼眶红红的，显然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乔，你不能去。”她把茶杯放在桌上，声音带着颤抖，“你是个女孩，战场是男人的地方，太危险了。”
“可在外人眼里，我是格林家的少爷。”我走到母亲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还在微微发抖，“如果这个时候‘乔少爷’躲在家里，别人会怎么说？说格林家贪生怕死？说我们不配做贵族？母亲，我不能让您和父亲的名声受辱。”
母亲看着我，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知道我性子倔，也知道“乔”的身份容不得退缩——这些年我们小心翼翼维持的伪装，早已和家族的荣誉绑在了一起。沉默了很久，她终于轻轻点了点头，只是攥着我的手更紧了：“那你一定要活着回来，答应我。”
出发那天是个阴雨天，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人，哭声和火车的鸣笛声混在一起，让人心里发沉。母亲穿着黑色的长裙，站在露丝身边，眼睛一直盯着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特先生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来送他，小儿子汤姆才五岁，抱着卡特先生的腿哭着喊“爸爸别走”，卡特先生蹲下来，把儿子抱在怀里，声音沙哑：“等爸爸打赢了仗，就回来给你买糖吃。”
我看着这一幕，鼻子发酸。露易丝走过来，偷偷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连夜缝的手帕，绣着小小的“乔”字。“少爷，照顾好自己，”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们俩能听见，“我和夫人在家等你回来。”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和卡特先生站在车窗边挥手，看着母亲和露易丝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模糊的黑点。我攥紧了手里的布包，心里突然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坚定——我不仅要活着回来，还要带着卡特先生一起，回到这满是烟火气的伦敦。
到了部队，我和卡特先生被分到了同一个营。他因为有骑兵队的经验，很快被任命为中尉，负责训练新兵；我则凭着熟练的击剑和射击技巧，成了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军营里的生活很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训练，晚上睡在冰冷的帐篷里，食物常常是硬得能硌掉牙的面包和寡淡的汤。有一次训练时，一个老兵嘲笑我“细皮嫩肉，不像能打仗的样子”，我没跟他争辩，只是在接下来的击剑比试里，三招就把他的剑挑飞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小看“格林少爷”。
1915年春，我们随部队开赴法国前线，第一次直面战场的残酷。德军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泥土和碎石飞溅，耳边全是炮弹的轰鸣声和士兵的惨叫声。我趴在战壕里，手里紧紧攥着步枪，心脏跳得像要冲出胸膛。卡特先生蹲在我身边，大声喊着：“乔，别怕！瞄准了再开枪，记住我教你的战术！”
我点点头，深吸一口气，透过步枪的准星瞄准冲过来的德军士兵。枪响的瞬间，我看见那个士兵倒在地上，心里一阵发紧，可很快又有更多士兵冲上来，容不得我多想。那天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结束，战壕里到处是伤员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火药的味道。我坐在地上，手抖得连水壶都拿不稳，卡特先生走过来，递给我一块巧克力：“第一次都这样，以后会好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辗转在法国、比利时的前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惨烈的战斗。卡特先生因为表现英勇，多次带领士兵突破德军防线，被晋升为上尉；我也因为在战斗中沉着冷静，多次完成侦察任务，被提拔为少尉，成了卡特先生的副官。每次作战前，他都会拍着我的肩膀说：“乔，跟紧我，我们一起回家。”我总是用力点头——在我心里，他早已不是简单的教练，而是像父亲一样的存在，是我在硝烟里唯一的依靠。
1919年初，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的部队在比利时的一处阵地遭到德军和奥匈帝国联军的包围。当时天刚亮，雾气还没散，敌人的炮火突然从四面八方袭来，我们的通讯线路被打断，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必须冲出去，找到大部队。”卡特先生蹲在战壕里，拿着地图快速分析，“左边的山坡火力较弱，我们从那里突围。”
我们整理好装备，趁着雾气掩护往山坡方向移动。刚跑出去没几步，一颗炮弹突然在不远处落下，卡特先生下意识地想往前冲，却被一个人猛地扑倒在地。“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在他们刚才站的地方炸开，泥土溅了我们一身。
我赶紧跑过去，扶起卡特先生，才发现扑倒他的是一个陌生的士兵——他穿着破旧的军装，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看起来像是中东人。他的后背被弹片划伤，鲜血浸透了军装，脸色苍白得吓人。
“你是谁？”卡特先生按住他的伤口，声音急切。
那个士兵没有回答，只是用沾满鲜血的手颤颤巍巍地摸向胸口的口袋，掏出一张叠得整齐的纸。纸张已经有些发黄，但保存得很好，上面画着山川河流的图案，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看起来像是一张地图，却不知道标注的是哪里。
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眼睛却紧紧盯着我们，用尽力气说：“去找……这个地方……这里有……真神……”话没说完，他的头就歪了下去，手无力地垂落，手里还攥着那张地图。
我和卡特先生沉默地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来自哪里，只知道他用生命救了卡特先生。我们在附近找了块空地，用刺刀挖了个坑，把他埋了，还在旁边立了一根木牌，写上“无名英雄”。卡特先生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地图叠好，放进胸口的口袋里，郑重地说：“等战争结束，我们一定找到这个地方，完成他的遗愿。”
几天后，我们终于和大部队汇合，而随着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终于结束了。1919年冬，我和卡特先生坐着火车回到伦敦。车窗外的伦敦还是老样子，红砖房子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马车和汽车在马路上穿梭，只是街头多了很多拄着拐杖的伤兵，提醒着人们这场战争的代价。
为了方便照顾，卡特先生的家人暂时搬到了我们家同住。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头发比我离开时白了不少，却还是像以前一样，快步走过来抱住我：“乔，你终于回来了。”
我笑着点头，眼眶却忍不住发红。环顾客厅，我没看见露易丝的身影，心里突然一紧：“母亲，露易丝呢？她怎么不在？”
母亲的笑容僵住了，她低下头，声音变得哀伤：“乔，你别难过……露易丝去年冬天得了肺炎，没熬过去，已经走了。”
我愣住了，手里的行李“啪”地掉在地上。露易丝，那个从小照顾我、替我保守秘密、在我出发前塞给我绣帕的露易丝，那个总笑着叫我“少爷”的露易丝，竟然不在了。
“她走之前，让我告诉你，”母亲擦了擦眼泪，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黄铜钥匙，递给我，“让你去贝斯纳尔格林她的家一趟，说有东西要交给你。她还说，那是她藏了很多年的秘密，只有你能看懂。”
我接过钥匙，钥匙上还带着一丝凉意，就像露丝那双总是温和的手。贝斯纳尔格林，那个我小时候偶尔跟着露丝去过的地方，那里有她的小房子，有她种的天竺葵，还有她从未对我说起过的秘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手里攥着露丝绣的手帕，翻来覆去睡不着。战场的硝烟、无名士兵的遗愿、露丝的离世，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脑海。我知道，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有些故事，才刚刚开始——比如那张地图上的神秘地方，比如露丝留下的秘密，还有我藏在军装下的女儿身，以及我和卡特先生要完成的遗愿。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洒进来，照亮了书桌上的佩剑。我坐起来，拿起佩剑，剑刃映出我的脸，眼神比离开伦敦时更加坚定。不管前方有多少未知，我都会带着露丝的期望，带着无名士兵的遗愿，勇敢地走下去——因为我不仅是“乔少爷”，更是乔・安纳・格林，一个在硝烟里长大，学会了坚强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