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笔钱捐给组织。”
方知行语气平静地解释道，“现在国内正面临外汇短缺的问题，这些钱能买到不少急需的物资。”
这件事很快就在整个代办处传开了。
桓大使在每周的例会上特意提到了这件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表扬，但所有人都清楚他说的是谁。
会议结束后，郑参赞悄悄递给方知行一包中华烟：“这是国内刚寄过来的，大使让我转交给你。”
1961年年初，方知行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对英国的物资采购上。
当时国内正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急需进口化肥、医疗设备和精密仪器。
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贸易封锁，即便有些商品允许出口，价格也往往比市场价高出30%以上。
令人意外的是，方知行的“作家”身份，竟成了打破这一困境的关键突破口。
在一次工业设备展览会上，方知行以“《英国何以强大》作者”的身份，与伯明翰一家机械厂的销售经理攀谈起来。
这位经理是个历史爱好者，对方知行书中关于工业革命的章节赞不绝口。
“你书中提到的那个专利制度案例，我祖父当年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经理兴奋地说道，“真没想到能亲眼见到作者本人。”
两天后，这家工厂以比市场价低15%的价格，向中国出售了一批二手车床设备——不过，合同上注明这些设备将运往“缅甸”。
“这就是知识所蕴含的力量啊。”
在返程的火车上，郑参赞难得开了个玩笑，“早知道这样，我当初也该写一本书。”
方知行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英格兰田野，轻声说道：“他们愿意降价，并不是因为我的书，而是看到了未来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但方知行心里很清楚，英国商人的让步是有一定底线的。
1961年夏天，国内急需一批特种钢材。
方知行通过关系联系上了谢菲尔德的一家钢铁公司，该公司的董事长在私人俱乐部接待了他。
“方先生，我非常欣赏您的著作。”
董事长晃着手中的威士忌酒杯说道，“但您需要的这种钢材，美国政府有明确规定，禁止向共产主义国家出口。”
“要是以印度中间商的名义来采购呢？”方知行神色平静地问道。
董事长笑了笑：“要是那样的话，价格就得根据‘风险系数’重新核算了。”
最终给出的报价，比正常价格高出了40%。
当天晚上，方知行在给国内的汇报电报中写道：
“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建议将采购渠道转向瑞典或瑞士，虽然价格依旧偏高，但和英国的方案相比，能节省大约20%的外汇……”
电报发出去后，他站在代办处顶楼的小阳台上，望着伦敦城里千家万户亮起的灯光。
一年前，他还只是个埋首书斋的研究者；
如今，他却必须在这片充满算计的商业领域里，为祖国争取每一分利益。
远处，大本钟低沉的钟声传来，仿佛在提醒他：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一次交易，都是另一种形式的较量。
1961年12月，伦敦下着淅淅沥沥的冬雨，泰晤士河上空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方知行站在代办处的窗前，手里紧紧攥着刚刚收到的调令——他即将被调回国内。
方知行轻轻呼出一口气。整整三年了，他终于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离开伦敦的前一个周末，方知行特意去了伦敦市中心的百货公司。
他用自己攒下的外汇津贴，给父亲买了一块瑞士手表，虽然是最基础的款式，却有着走时准确的优点；
给母亲挑选了一条苏格兰羊毛围巾，质地柔软、用料厚实，足以抵挡北方的寒风；
给弟弟带了一支派克钢笔，给妹妹买了一双小皮鞋。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国内，都是十分罕见的稀罕物。
付款之际，收银员面带困惑地问道：“先生，您这是准备返回祖国吗？”
方知行颔首作答：“没错，我要回家了。”
代办处为他举办了一场简单的送别活动。
平日里难得展露笑容的桓大使，亲自为他倒了一杯茅台，开口说道：
“小方啊，这三年你可没给咱们外交部丢脸。你不仅写了书，还负责了物资采购，就连英国的报纸都对你赞不绝口。”
参赞郑怀远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予鼓励：“回去之后好好开展工作，说不定过几年组织还会把你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上。”
林秀琴和其他同事也纷纷向他送上祝福。
方知行逐一表达谢意，最后郑重地向桓大使敬了个礼，说道：“感谢组织的悉心培养。”
1961年12月18日，方知行拎着两个皮箱，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其中一个箱子装着他全部的个人物品，另一个则塞满了这三年来收集的经济资料和撰写的研究笔记。
飞机起飞时，他透过机舱窗户，最后望了一眼被雾气笼罩的伦敦。泰晤士河像一条银色的丝带，蜿蜒地穿过这座曾经的世界中心城市。
三年前，他刚到这里时的陌生与不安，此刻还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如今即将离开，他已经成长为一名沉稳老练的外交官。
“接下来的目的地，是京城。”他在心中暗暗说道。
随着飞机不断攀升，云层渐渐遮挡了视线。方知行收回目光，缓缓闭上了眼睛。
他心里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新的任务，而这段在英国的岁月，会成为他外交生涯中永远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
回到京城后，方知行提着行李直接前往外交部。
外交部的大楼依旧保持着往日的模样，那是一栋色调灰暗的苏联风格建筑，门口站着手持枪械的卫兵。
他拿出证件登记时，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证件上已经有些褪色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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