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刚熄，灰还热着。
陈砚舟站在讲堂门口，手里捏着三页纸，指节没用力，但纸边已经起了毛。昨夜他没睡，灯油烧干了两盏，把《农政要略》里那段“赋役归并”翻来倒去改了七遍。不是怕讲错，是怕讲得太对——对到让人坐不住。
书院规矩刚立，防伪印还新鲜得很。他没等执事请，自己就上了台，把纸往案上一放，声音不高：“昨儿火盆里烧的是假文，今天我讲的是实策。松江百姓交税，到底交了个啥？”
底下嗡地一声。
前排几个穿绸衫的立刻交头接耳。李文昭，士族子弟，最爱在课上挑刺，歪着嘴笑：“账房出身的，也配谈赋税？莫不是打算教咱们怎么算田亩银子？”
旁边王慎之接话：“听说他啃饼时都在背《盐铁论》，今儿怕是要全文背诵，顺便教咱们记账。”
哄笑一片。
陈砚舟没动气，反而笑了：“李兄说得对，我真算过。松江一县，岁入粮八万三千六百石，折银二万一千两。正税三成，杂派七成——你们猜，老百姓最怕哪一块？”
笑声戛然而止。
他扫了一圈：“不是税重，是派得没谱。里甲、均徭、力差、银差，名目三十有六，今天叫你修桥，明天叫你运粮，后天又说你家狗没拴，罚银三钱。吏员笔尖一勾，人就得脱层皮。”
有人皱眉，有人低头，也有老学究眯起了眼。
“所以我说，赋役得归并。”他往前一步，“田还是那些田，人还是那些人，干嘛非得搞几十种名目？合为一法，计亩征银，官收官解，百姓只交一回钱，官府只收一回银。省下的，是脚程，是贿赂，是半夜砸门的差役。”
“荒唐！”后排突然站起个花白胡子的老学究，是府城有名的经师孙元化，“你可知山农手里哪来的银子？稻谷换钱，市价由谁定？若豪绅压价，百姓卖粮反赔本，岂非越改越苦？”
全场一静。
陈砚舟没急着答，低头踱了三圈。这是他的旧习惯，旁人以为他在想词，其实他是在过事——过百年前那场“一条鞭法”推行时的户部奏报，过张居正死后清算的邸抄，过万历年间某县因清丈田亩激起民变的塘报。
他抬头：“孙先生所虑极是。所以我说，改革之骨，是清丈田亩。富户隐田万亩，只报三百，这税怎么并？并了也是百姓扛。必须严查，一亩不能少。”
“那谁来查？”孙元化盯着他，“地方官与豪绅穿一条裤子，你让他查自己？”
“那就换人查。”陈砚舟声音沉下来，“朝廷派员，带册对照，百姓可举证，乡老可作保。查出一亩瞒报，罚银十倍，一半归举报人，一半充公。利字当头，自有人盯。”
底下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他又道：“至于银子问题，设官市。官府出面，定粮价，收实物，再转卖换银。百姓交税可用粮，官府核算折银，中间不许经手吏员。这叫‘脉’——骨立得住，脉通得开，人才活。”
满堂鸦雀无声。
赵景行坐在角落，听得拳头都攥紧了。他知道陈砚舟读得多，但没想到他能把几十年后的事掰开揉碎，套着《周礼》的壳子讲出来。更绝的是，每一句都像钉子，敲在现成的窟窿上。
“还有人问，这法子有没有试过？”陈砚舟从袖里抽出一张纸，“嘉靖三十六年，湖州某县暗行此法三年，逃户归籍者七成，田亩增四成。后来被上司察觉，以‘变乱祖制’为由叫停，主事县令贬为驿丞。”
他顿了顿：“我不是说它完美。我是说，它能活人。”
孙元化站着没动，脸上的皱纹一条条绷紧。良久，他忽然开口：“你这策论……不是抄的吧？”
“不是。”陈砚舟答得干脆。
“那哪来的胆子？”老头声音发颤，“这等事，连尚书都未必敢议，你一个生员，站在这儿就说要改天下赋法？”
“因为我见过。”陈砚舟看着他，“见过一家五口，因交不出‘均平银’，被差役拖走耕牛，寒冬腊月，地里连种子都下不起。也见过灾年，官府催税如催命，百姓把树皮剥光了交。”
他声音不高，但字字砸地：“我不是为功名来的。我是为他们来的。”
堂内静得能听见纸页翻动的声音。
孙元化缓缓坐下，没再说话，只是盯着陈砚舟，眼神像在看一块沉在水底的铁。
讲完后，没人鼓掌。
士族子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先开口。寒门学子倒是眼神发亮，可又怕惹事，低头不敢吭声。
陈砚舟也不等反应，收了手稿，转身就走。临到门口，才停下：“今天说的，没一句出《周礼》，也没一句违祖制。我就想试一试——若将来松江少一户流亡，多一亩归耕，那这一讲，就不白费。”
他走出去，门在身后轻轻合上。
不到两个时辰，消息就炸了。
茶馆里，说书人老金头拍着惊堂木：“列位！昨儿书院出了大事！那陈解元登台讲赋税，讲得那叫一个利索——‘杂税如乱麻，一刀剪断它’！底下人问，真能省银子？他说，省的不是银子，是命！”
底下农夫听得眼睛发直：“那……那咱们以后也能少交？”
“不止！”老金头一拍大腿，“他说了，要清丈田亩！张家庄那地主瞒了五百亩，往后可藏不住喽！”
书商徐三在隔壁茶楼听了半晌，转身就回铺子，叫伙计磨墨刻版。封面他亲自题的：“《陈子论赋初讲》——听一言，省三钱。”底下小字还加了一句：“府城书院首讲实录，错一字罚十两。”
赵景行在书院门口等了他半天，见他出来，一把拽住：“你疯了？刚才那番话，半个字传到京里，崔家就能参你个‘妄议国政’！”
“他们早想参我了。”陈砚舟笑了笑，“晚参不如早参。”
“可你讲得太透！”赵景行压低声音，“连清丈、官市都说了，这不是把底牌摊桌上？”
“底牌？”陈砚舟摇头，“这不是底牌，是引子。他们越怕，越要听。听的人多了，话就压不住。”
赵景行愣住。
“火能烧稿，烧不了理。”陈砚舟拍了拍他肩膀，“现在，该让他们听听，什么叫‘理’了。”
当晚，周元柏在书房独坐，手里拿着一份抄本，是下人从市井带回的《陈子论赋初讲》。他一页页看完，忽然笑出声，对门外侍从道：“去，把书院最大的讲堂腾出来。从明日起，陈砚舟每五日讲一课，题目自定，听众不限。”
侍从愣了：“不限？那外头百姓也能进？”
“能。”老头拄着拐杖站起来，“百姓最该听。听懂一句，少交一钱。听懂十句，活一家。”
三日后，讲堂外天没亮就排起了长队。
有穿长衫的士子，有裹短褐的农夫，还有背着算盘的账房先生。守门的执事认出几个，劝道：“这课讲赋税，你们听得懂？”
一个老农咧嘴一笑：“听不懂字，听得懂话。他说‘不让老实人多出钱’，这句我懂。”
讲堂内，座无虚席。
陈砚舟站在台上，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头，没急着开口。他从袖里掏出一张纸，轻轻放在案上。
纸上写着四个字：今日讲银。
他抬头，刚要说话，外头突然一阵骚动。
一个书院杂役匆匆跑进来，在执事耳边说了几句。执事脸色一变，快步上台，递给他一封信。
信封没署名，但角上压着一枚小小的玉印——扇形，半开，像一把收不拢的折扇。
陈砚舟看了那印一眼，没拆信，只把它轻轻推到案角。
他拿起讲稿，清了清嗓子：
“上回我们讲了赋役归并，今天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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