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连长的嘴唇还在动，可我没听见声音。地窖里的电线嗡鸣忽然停了，连风也静下来。我低头看手，半截军旗塞进内袋，帆布包贴着肋骨发烫。林掌柜站在祭坛暗道口，没拦我，也没说话。我转身推开地窖门，雪粒打在脸上，像细小的弹片。
我得出去一趟。
西郊的电车轨道早已停运，铁轨上结着薄冰。我沿着墙根走，绕过三处检查站，每一步都踩在伪军巡逻的间隙里。沈青禾给的假证件缝在西装内衬，上面写着“法租界钟表行学徒”。电台被拆成零件，嵌进一块旧怀表的夹层，表面划了几道划痕，像是常年磨损所致。帆布包里的玉镯时不时发烫，靠近金属时尤其明显，像有电流在皮肤下爬行。
法租界边缘的“齿轮巷”藏在旧货市场底下，入口是一扇锈死的铁门，门缝里塞着半张褪色的钟表广告。我敲了三下，停顿两秒，再敲两下——赛金花死前在红绸上画的节奏。门开了条缝，一只戴橡胶手套的手伸出来，接过我递出的怀表，又缩了回去。
巷子里全是拆解的机械，墙上挂满齿轮、发条、断裂的秒针。空气里有机油和焊锡的味道，还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樟脑。钟表匠坐在工作台后，戴着防毒面具，镜片上蒙着雾。他没说话，只用镊子夹起我那块怀表，放在放大镜下。指针不动，表壳裂了一道缝。
“这表修不了。”他声音闷在面具里，“除非你拿东西换。”
我摸了摸帆布包。里面除了绷带、墨水、半块铜制怀表，还有那双染血的儿童鞋。我在苏州河血战后捡到的，孩子大概五六岁，鞋尖破了，露出一点灰白的布。我一直留着，像留着一段说不出口的债。
钟表匠盯着我，没催。我解开包，把鞋放在台面上。他拿起鞋，用镊子从鞋底夹出一枚变形的弹片，扔进熔炉。火光一闪，冒出青烟。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块老式瑞士怀表，银壳，罗马数字，背面刻着一行小字：“时间不说话，但它记得。”
他拆开表背，嵌入一个芝麻大的振荡器，再合上。递还给我时，手指停了一瞬：“这表认得你。”
话音未落，巷口传来皮靴踩地的声音。两名宪兵举着红外探测仪，沿巷扫查。我后退一步，靠进阴影。玉镯突然发烫，像贴了块烧红的铁。怀表在掌心震动，齿轮开始自主转动，发出细微的“滴答”声，和空间裂缝开启时的频率一致。
钟表匠猛地按住怀表侧钮，齿轮咬合声骤响，像钟楼整点报时。宪兵朝声音方向转头，我趁机退进暗巷，贴着墙根疾行。玉镯的灼痛顺着左臂蔓延，太阳穴突突跳动，仿佛有无数细针在颅内穿刺。我拐进一个废弃电话亭，锁上门，把怀表贴在耳边。
滴——滴——长——短——短——
是摩斯码。我摸出纸笔，记下节奏。解码后只有四个字：“虹口码头”。
我拧开怀表底盖，取出一卷微型胶卷。电话亭里没有显影设备，我咬破手指，将血滴在胶卷上。血珠渗入胶片，慢慢浮现出码头平面图：栈桥位置、岗哨分布、巡逻路线。我放大边缘，发现一处压痕——圆形，带锯齿纹，是青霉素瓶盖的印记。瓶盖边缘压出一朵五瓣花，线条细密，像手绘的鸢尾。
三年前，我和接头人在霞飞路茶馆背《夜航船》，她说若失联，就用青霉素瓶盖在纸上压印，花心朝左是安全，朝右是陷阱。那时她穿阴丹士林旗袍，指甲缝有凤凰牌墨水。我没见过她真容，只记得她蘸茶水在桌布画路线时，小指微微发抖。
现在花心朝左。
我攥着胶卷，指节发白。远处教堂钟声响起，铛——铛——铛——三声。我腕上的旧怀表也在响，滴答、滴答，可节奏不对。教堂钟声慢半拍，像卡了齿轮的机械，而怀表走得极准，分秒不差。
我忽然想起地窖里那声闷响。不是风撞铜摆。是这块表在震。它当时就在赵连长手里，焊在棺材雷管上的总控盒旁。它听见了，也记住了。
电话亭外，风卷着雪粒拍打铁皮。我解开衬衫第二颗扣子，把胶卷塞进贴身口袋。帆布包里的玉镯还在发烫，但热度变了，不再是灼痛，而是一种稳定的温热，像有东西在内部苏醒。
我推开电话亭门，雪地上的脚印已被新雪覆盖。巷口的铁门关着，没有动静。我沿着原路返回，每一步都踩在旧轨接缝处。玉镯的温度随着步伐起伏，像在回应某种节奏。
快到教堂围墙时，我停下。左手食指的墨渍被雪水浸开，渗出淡红。我摸了摸内袋，军旗还在，红绸碎屑卡在布缝里。远处钟声又响，这次是四下。
怀表突然震了一下。
我把它举到耳边。
滴——滴——长——短——短——长——短——
摩斯码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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