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猛地一颠，药箱“哐”地弹开，那张红十字会的证掉下来，滑进我手里。阿秋的手还按在上面，指尖冷得像冰。外头提篮桥的探照灯扫过墙，灰皮剥落的广告墙上，半截旗袍女人的脸一闪而过。她突然翻过证件背面，一行歪字扎进眼里：“B区柜底，第三层，左起第七瓶，勿用。”
我死死捏着药瓶，指节发僵。脑子里来回撞着“37-11-09”这个数字。上一章的情报翻来覆去——B区不是什么监区，是暗号。
天快亮时，我在赛金花的地窖里点起煤油灯，铺开地图。37年11月9日，南京陷落前夜。B区不是编号，是经纬。北纬31，东经121，落点就在外滩公园底下。
阿秋站我身后，剪短的头发蹭着我肩。没出声，只把一瓶香水搁在桌角。玻璃泛着幽蓝，标签写着“夜莺泪”。她靠这味道，放倒过三个特务，就在舞池里。
“防毒面具的橡胶圈，怕酸。”她拧开盖，滴一滴在掌心，“冻伤药里的柠檬醛，能咬穿那层皮。”
我盯着地图上的红圈。松花江的防线和上海的巷子叠在一起。外滩公园早年是英军防空洞，后来日本人改成了花园。地上开花，地下藏毒。
顾明川带着几个孩子在门外等了半个多钟头。手里攥着竹笛，背后插着几根细竹竿。风筝早扎好了，骨架是废电线拧的，蒙的是泡过煤油的布。
“风从东南来，”他说，“风筝能贴着江面飞。烧瓶落点我测了七回，差不了三步。”
我点头，把青霉素塞进帆布包夹层。手腕上的玉镯突然一烫，裂纹里渗出血，顺着小臂往下爬。我咬牙，没去擦。
行动定在第二天清早六点，开园前半小时。
天还黑，我们分三路进。阿秋穿护士服，拎药箱，从正门混。顾明川带人在江边放风筝。我蹲在公园西头的电话亭后头，眼睛盯着通风口。
雾厚，草上全是水。两个日本兵守铁门，戴着防毒面具，枪口朝外。阿秋走近，一个抬手拦。她低头开箱，拿出一瓶药递过去。兵低头闻了闻，摆手放行。
她进门，人影没了。
十分钟过去，通风口没动静。我摸出手表，刚过五点五十。玉镯贴着皮，越来越烫。
忽然，一股薄荷味飘过来。接着是酸，像柠檬皮被掐破。守卫晃了晃头，手摸面具边。一个咳起来，另一个拍他肩，也咳了。
阿秋从侧门闪出，冲我点头。
我吹了声口哨。
江面上传来“嗖”的一声。几只黑风筝贴着水面飞，底下吊着玻璃烧瓶。顾明川站在堤上，竹笛抵嘴，吹出短音。风筝跟着节奏起落，像有根线扯着。
第一只撞上通风口铁栅，瓶子碎了，火油泼了一地。火星一落，“轰”地烧起来。
守卫叫着转身扑火。阿秋翻墙进去。
我绕到后门，撬开锈锁。通道黑，空气里一股刺鼻的氯味。往下走十步，铁门虚着。推开门，是个大库房，一排排铁架，摆满墨绿罐子，标签是骷髅头和日文“毒雾乙型”。
阿秋已经在了。正用剪刀撬一个罐子的阀。我冲过去，压住她手。
“不能开，”我说，“漏一点，外面的人全得死。”
她喘得厉害，头发湿贴额头：“那就搬。”
我解开包，咬破手指，血滴在玉镯上。裂缝张开，像干裂的嘴。罐子推进去时，里面一阵发闷的抖。突然，一条带血的绷带甩出来，砸脚边。炭笔写的字：“YH-17”。我心一紧——YH，是鸢尾花？
我愣住。
YH——鸢尾花？
阿秋弯腰捡起，皱眉。我一把抢过来，塞进包。不能再拖。
我们把剩下的罐子一个个推进去。每塞一个，腕上的裂纹就深一分。到第七个，我跪下了，汗顺着鬓角往领子里流。
最后一罐刚没，头顶有脚步声。我抬头，通风口的火光映出人影。不止一个。
“走！”我拽起阿秋，往通道口冲。
刚到门口，枪响了。子弹打在铁门上，火星乱蹦。阿秋扑过来把我按倒。她拔出鞋跟里的枪，抬手两下。外头闷哼，人倒了。
我撑墙站起来，玉镯的裂纹爬到手肘。阿秋扶我，往园外撤。
顾明川在江堤接应。风筝只剩骨架，散在泥里。他看见我们，挥手喊快走。
我们钻进芦苇，沿河往南。身后，外滩公园的火光烧红半边天。
天亮了点，我靠块石头喘气。阿秋撕了衬衫给我包手腕。血浸透布，一滴一滴落在沙上。
我打开包，拿出那条绷带。“YH-17”在晨光里看得清清楚楚。鸢尾花从不受伤，更不会留痕迹。
除非——她已经没了。
阿秋盯着字，忽然说：“这字，不像男人写的。”
我没应。把绷带折好，塞进日记本。本子潮了，字晕了，但那行还在：“舟行逆水，不进则沉。”
顾明川蹲不远处，拿竹笛戳沙地。画了个圈，又画三道线，交在一点。
“烧瓶落得准。”他说。
我望外滩方向，烟还没散。铁门边，一个守卫摘下面具，蹲着干呕。橡胶圈边缘发白，正一块块剥落。
阿秋拧开香水瓶，把剩下的倒进江里。蓝水散开，像一缕烟，没了。
我扶石头站起来，包沉得坠手。七罐毒剂还在镯子里，裂纹爬满表面。每走一步，肋骨就像被锯子拉一下。
江风卷着灰扑在脸上。
顾明川追上来，把竹笛塞我手里。笛孔里插着朵野雏菊，花瓣熏黑了。
我攥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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