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暮春，长安未央宫的晨雾还未散尽，偏殿外已挤满了持笏的臣僚。
十六岁的汉昭帝刘弗陵攥着龙椅扶手，这是他继位后第一次亲自主持关乎国本的朝会，阶下两派的气息几乎要冲破殿宇：
左侧御史大夫桑弘羊身着紫绶金印官服，鬓角虽有霜白，眼神却锐利，身后三位执掌财税的廷臣紧抿着唇，手中竹简上记满了盐铁官营的收支账目；
右侧二十余位贤良文学皆着粗布儒衫，来自淄川的薛广德衣袖上还沾着旅途的尘土，却难掩眼中的激昂，他们怀中揣着的，是沿途收集的百姓诉冤书。
这场由大司马霍光提议的会议，本为商议“罢盐铁、酒榷、均输”，最终却成了西汉朝堂最激烈的思想交锋。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北逐匈奴至漠北，西通西域设酒泉四郡，可这“武功盛极”的背后，是国库的见底：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北伐，一次战役便耗银二十余万斤，相当于汉初十年的财政收入；为填补缺口，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迅速起效。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仅盐税一项便占国库收入的三成，可百姓的日子却垮了。
官营铁坊铸的犁铧，厚处如碗，薄处如纸，耕一亩地要换三次犁，往年用私铁时一亩收三石粮，如今只剩一石五；临淄盐官将盐价抬至每石百钱，是文帝时的十倍，贫民只能“淡食”，甚至有村落因无盐腌制粮食，秋收的粟米全烂在仓里。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驾崩时，关东流民已达二百万，其中因盐铁官营失去生计的商贾、工匠占了四成。
霍光辅政后，曾派谒者夏侯胜去渤海郡考察，回来的奏报里写着：“郡中均输官强征桑麻，民有织机者，若不缴布，便没入官。今渤海民多弃田逃海，渔舟比往年多了三倍，却仍有饿殍。”
正是这份奏报，让霍光下定决心借贤良文学之力推动政策转向。他知道，若再任由“利”压过“义”，汉室的根基就要动摇了。诏书下达那日，齐鲁儒生们在长安驿馆彻夜长谈，淄川的薛广德摸着怀中百姓的诉冤书叹道：“这一次，要为天下人争个公道。”
会议第三日，辩论终于触及盐铁官营的核心。薛广德率先出列，将一卷麻布铺在阶前，上面是百姓用断折的官铁犁铧拼的“苦”字：“御史大夫请看！河东郡去年因官铁不堪用，弃耕的土地达千顷。《孟子》云‘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如今官营夺民之产，何谈仁政？”
桑弘羊俯身看着那“苦”字，手指轻轻拂过麻布上的褶皱，语气却依旧强硬：“薛文学只提犁铧，不提漠北的将士！去年匈奴入寇五原，杀略数千人，若不是盐铁官营每年供银五十万斤，边军的粮草从何而来？当年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如今盐铁之利便是‘粟之根本’，废了它，难道要让边民被匈奴屠戮吗？”
话音未落，来自琅琊的文学徐偃上前：“御史大夫此言差矣！文帝时无盐铁官营，却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虽犯边，却因百姓富足、国力充盈，不敢深入。今陛下若罢官营，让民得其利，百姓自然乐意为国守边，何需靠‘夺利’养兵？”
桑弘羊猛地提高声音：“徐文学可知富商大贾的厉害？临淄盐商田氏，文帝时垄断盐市，一石盐卖八十钱，比今日官价还高！官营不是夺利，是抑豪强！若废官营，田氏之流重掌盐铁，百姓只会更苦！”
这场辩论常常陷入胶着。有一次，昭帝突然开口问：“朕闻酒泉郡有边民因无盐食，患了大脖子病，可有此事？”
桑弘羊一愣，随即奏道：“酒泉盐池被匈奴扰过，今年运盐迟了，臣已令张掖郡调盐接济。”
昭帝又问薛广德：“若罢盐铁，边军粮草如何补足？”
薛广德叩首道：“陛下可减宫廷用度，罢不急之役，再令诸侯贡赋助边，既不夺民利，又能固边防。”
昭帝点点头，没再说话，却让殿内的气氛缓和了几分——这位年轻的皇帝，并非只在听，更在思考。
朝堂上的唇枪舌剑，不过是权力博弈的表象。桑弘羊与霍光的矛盾，早在武帝托孤时便埋下了伏笔：武帝遗诏让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辅政，可金日磾早逝，剩下三人中，上官桀因霍光拒绝其孙女做皇后而怀恨，燕王刘旦自认是昭帝兄长，却未能继位，心怀不满；桑弘羊则因霍光反对他扩大均输范围，又削弱他的财权，渐渐与上官、燕王结成同盟。
会议期间，上官桀曾私下见桑弘羊：“霍光借儒生之力压你，若盐铁官营被废，你我在朝堂便无立足之地。不如趁此机会，奏请陛下封燕王为骠骑将军，分霍光之权。”
桑弘羊虽犹豫，却也明白——盐铁官营是他的政治根基，一旦失去，他便成了无牙的老虎。
而霍光这边，也在暗中布局。他让夏侯胜给贤良文学们透话：“若论及流民，可提渤海郡的案例；若论及官营腐败，可提南阳盐官贪污之事。”他甚至亲自修改了贤良文学的奏稿，将“罢盐铁”改为“罢盐铁之弊”，为后续的妥协留了余地。
有一次休会时，霍光在偏殿拦住桑弘羊：“君侯掌财数十年，应知民力已尽。若再固执，恐非汉室之福。”
桑弘羊冷笑：“霍将军是担心我挡了你的路，还是真为百姓着想？”两人目光相撞，空气中满是火药味。
贤良文学们虽未察觉深层的权力斗争，却也成了关键的棋子。薛广德等人的每一次发难，都恰好击中桑弘羊的软肋；而桑弘羊的强硬反驳，又让霍光有理由向昭帝进言：“桑大夫固执己见，不顾民生，当稍抑其权。”
始元六年冬，一场大雪覆盖了长安，盐铁会议也终于迎来了结果。昭帝在朝堂上宣读诏书时，殿外的雪粒正敲打着窗棂：“罢天下酒榷，允许民间酿酒卖酒；关东诸郡均输官皆罢，民得自相贸易；盐铁官营依旧，但令各郡盐铁官严查质量，若有粗制滥造者，论罪。”
诏书宣读完毕，桑弘羊垂着头，玉笏上的纹路被他攥得发白——他保住了盐铁官营的核心，却丢了酒榷和均输，财权已被削去一半；薛广德等贤良文学虽未完全如愿，却也让百姓卸下了部分重担：废除酒榷后，长安酒价从每斗百二十钱降至八十钱，民间酒坊一月内多了三十余家；关东罢均输后，临淄的布价下跌三成，农妇们终于能多织几匹布换粮食。
会后，霍光趁机将亲信安插在河东、南阳等盐铁重地，加强了对官营的控制；而桑弘羊则因失去均输之权，与上官桀、燕王的联系更密。
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他们密谋废黜昭帝，立燕王为帝，却被霍光察觉，桑弘羊最终被腰斩于市。
临刑前，他望着未央宫的方向叹道：“若盐铁官营能再行十年，边患必除……”可他没明白，真正压垮他的，从来不是盐铁政策，而是不顾民生的固执。
盐铁会议的辩论，后来被汝南人桓宽整理成《盐铁论》。桓宽本是儒生，却并未偏袒贤良文学，而是如实记录了双方的观点。
他在书中写道：“盐铁之议，非独利也，亦关乎国本；非独义也，亦关乎边防。”这场辩论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政策本身：它第一次让儒家“以德治国”与法家“以利强国”的理念在朝堂正面碰撞，也为后世王朝定下了“强国”与“利民”的平衡之道。
到了宣帝时期，西汉的国力因“休养生息”再度鼎盛，粮价跌至“谷石五钱”，是文帝以来的最低水平。
有一次，宣帝与大臣讨论盐铁政策，指着窗外耕作的农夫说：“当年盐铁会议，若一味罢官营，恐无今日之盛；若一味官营，恐无今日之民安。”
这或许就是盐铁会议留给汉室最珍贵的遗产——治国者当知，“利”与“义”从来不是对立的，唯有平衡，方能长久。
读书三件事：阅读，收藏，加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