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议风波（1626年冬）
西安府的急报递进京师时，孙承宗正在讲武堂校阅新军。展开信纸的手突然顿住——李破与杨立武竟在奏折里直言“迁都南阳，以固西北”，旁边还附了张南阳盆地的铁路规划图，红箭头从盆地中心射向四面八方，像朵炸开的铁花。
三日后的朝堂上，反对声浪几乎掀翻屋顶。李邦华拄着拐杖出列，白须颤抖：“唐都长安而亡于藩镇，宋都汴京而亡于金辽！西北自古是四战之地，若京师迁去，恐重蹈汉唐覆辙！”徐光启虽素与改革派交好，此刻也蹙眉道：“南阳周遭多山，漕运不便，百万军民的粮草如何供应？”
最激烈的当属江南籍官员。户部侍郎周延儒拍着案几喊：“江南岁入占天下七成，若迁都西北，莫非要让苏松杭嘉湖的百姓，勒紧裤腰带去填黄土坡？”他身后的淮盐商后代们纷纷附和，有人甚至拿出账本：“叶县盐矿一开，淮盐滞销，去年已有三千盐工饿死！”
孙承宗退朝后把自己关在书房，对着西北地图枯坐半夜。案上堆着李破送来的书信，字里行间都是石油钻井、包头铁矿、河套粮仓的细节，还有张照片——
延安的石油工人正往拖拉机里灌柴油，黑油映着雪光，竟有种奇异的亮。“老夫镇守辽东时，运一车火药要走三个月，”他喃喃自语，“若真有铁路……”
此时的西安府，李破正把官员们的反对意见抄在黑板上。杨立武用红笔圈出“西北贫瘠”四字，冷笑一声：
“他们没见过包头的铁水奔流，没尝过河套的新麦，更不知道延安的黑油能让火车不用吃草。”他往砚台里倒了点柴油，点火时窜起的蓝火苗舔着窗纸，“得给他们写封信，讲讲这铁与火的百年计。”
王二柱从延安押送石油回来，带了罐刚炼出的汽油。李破蘸着油在纸上写字，字迹遇火即燃，却在灰烬里留下焦黑的痕迹。“就用这个道理写，”他指着灰烬笑，“有些东西看着是火，烧尽了才见真金。”
长信千言（1627年元日）
除夕夜的西安府衙，烛火亮到天明。李破与杨立武围着炭盆，在宣纸上一笔一划写着长信，砚台里的墨冻成了块，就用手指搓化了继续写。
致孙公、李公、徐公书：
“见字如面：
自通州试种土豆至今，已历六载。
昔时流民填路，今则阡陌纵横；昔时火器唯鸟铳，今则步枪成队。
诸公与我等同历此变，应知世间事，非一成不变者。然近日迁都之议，竟致朝野喧哗，实出意料。
故敢以肺腑之言，为诸公陈百年大计。
诸公谓西北贫瘠，殊不知包头铁矿日产熟铁万斤，可铸铁轨三百丈；
河套屯田今年收粮三十万石，够万军食一年；延安石油月炼煤油千桶，照亮的农户比江南盐商的宅院还多。
去年冬，蒙古牧民拿巴图用三匹骏马换一口铁锅，说‘这铁比长生天还实在’——
诸公可知，那铁锅的铁，正来自阴山南麓的矿脉？
诸公忧西北苦寒，却不见铁路图上，西安至南阳的铁轨已铺过半。春日里，河套的粮食三日可抵南阳；秋日里，叶县的盐巴五日能达京师。
徐公曾叹漕运艰难，若铁轨成网，一车粮草的运费，仅抵漕船的十分之一。至于所谓‘四战之地’，更属旧识——今有步枪射程三百步，迫击炮可及三里，若在阴山设炮台，蒙古铁骑纵有十万，何敢南顾？
最令我二人扼腕者，莫过于‘江南岁入’之论。诸公久居江南，见惯了秦淮河的画舫，却未见陕北窑洞的破棉絮；
收惯了盐商的税银，却未闻流民啃树皮的声响。江南之富，富在士绅；西北之贫，贫在百姓。
今叶县盐价仅为淮盐三成，寻常农户终于能吃上干净盐，却有盐商哭诉‘亏损’——
敢问诸公，是千万百姓的灶台重，还是少数人的账本重？
昔年汉武帝拓西域，凿渠屯田，当时人皆笑其劳民伤财，然后世享丝绸之路之利百年；
唐太宗经营河套，置安北都护府，时人谓‘空耗府库’，却换来了天可汗的万邦来朝。
我等今日之谋，亦如是：
包头的铁，可铸枪炮护边疆；
延安的油，能驱机车通四海；
河套的粮，足养军民安天下；
南阳的位，可均衡东西贫富。
诸公试想，若铁路通至漠北，十日可达贝加尔湖，则游牧族再无南侵之力；
若石油炼化遍及西北，则工厂可代作坊，机器可代人力；
若叶县盐矿供应全国，则再无人因无盐而浮肿病死。此非一时之利，乃百年之基。
江南士绅固强，然其势已阻碍新法。他们怕铁轨通到家门口，怕简体字取代八股文，更怕百姓不再跪服于‘祖宗之法’。
若京师仍在江南辐射之地，此辈凭借财力，迟早会卷土重来。
迁南阳者，非弃江南，乃制衡也——
让铁路把江南的财，西北的力，拧成一股绳，方是大明真正的富强。
昨日延安来报，第一台柴油机车已能拉三十吨（6万斤）货物，铁轨上的积雪被车轮碾成水雾，像条白练缠在黄土坡上。
那司机是个曾饿死三子的流民，如今能让全家吃上白面。他说：‘这铁家伙跑起来，就像把日子往前拽着走。’
愿诸公能见此铁家伙，能见这被拽着向前的日子。
李破、杨立武顿首
天启六年除夕”
信写完时，窗外已飘起新年的雪。杨立武把信纸折成方块，塞进油布包：“让快马送，务必在元宵前到京师。”
李破望着炭盆里的余烬，突然想起徐文静说过的话：“历史的车轮，总得有人推着走。”
雪夜读信（1627年元宵）
京师的雪比西安大，孙承宗的书房里却暖意融融。他把李破的长信铺在案上，旁边摆着刚收到的包头铁矿月报——日产铁量已超遵化铁矿三倍，炼出的铁轨正源源不断运往南阳。
“昔年守宁远，将士们用的铁炮多有沙眼，”他对来访的李邦华说，“如今包头的铁，能铸出镜面般的炮管。
这黑土下面埋的，何止是铁啊。”李邦华拈着信纸，手指在“盐价三成”四字上反复摩挲——他老家的佃户，去年确有因吃不起盐而眼瞎的。
徐光启在工学院的实验室里读信时，学生们正在调试新造的蒸汽机车模型。听到“铁路运费仅抵漕船十分之一”，
他突然掀翻了算盘：“老夫算错了！算错了！”原来他按漕运成本核算南阳的粮草供应，竟忘了铁轨上的车，日行千里。
最震动的是江南官员的内宅。周延儒的小妾偷偷把信读给盐商父亲听，老头捏着信的手直抖——
信里说“淮盐滞销非因盐矿，实因商税苛重”，还附了笔账：江南盐商每年盘剥百姓的“盐引费”，够修十条铁路。
元宵夜的宫宴上，朱由校把信递给张嫣。烛火照在“百年大计”四字上，他突然笑了：
“去年在西北，见牧民把铁轨当神物供奉，说这铁能让草原长出粮食。”他指着窗外的烟花，“他们不懂，真正能让土地长出东西的，是敢想百年的人。”
三日后，孙承宗上了道奏折，只写了三句话：
“见延安之油，知机器可代牛马；见包头之铁，知西北可成天府；见铁轨之图，知南阳可定天下。”
李邦华紧随其后，奏请“暂移内阁于南阳，以观其变”。
徐光启则带着工学院的学生，星夜赶往叶县盐矿——他要亲自算算，干净的盐能让多少人不再浮肿。
此时的西安府，李破正收到徐文静的电报：通州工学院的石油班学生已毕业，正坐着柴油机车赶来延安。杨立武把电报往信纸上一压，笑道：
“你看，铁轮子已经动了。”窗外，开往南阳的铁轨上，第一列货运列车鸣笛出发，黑油燃烧的轰鸣里，混着远处牧民的歌声，竟与《治沙歌》的调子渐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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