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周日下午，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停在李老师家楼下时，车内的空气总会瞬间变得稀薄而凝固。
母亲的目光始终落在手机屏幕上，指尖飞快地处理着“重要事务”，偶尔抬眼，叮嘱也是格式化了的：“听李老师话，好好学习。”父亲则多半在接电话，语气时高时低，谈论着“订单”、“货款”，偶尔从后视镜里瞥我一眼，算是道别。
车厢里，弟弟儿童座椅上的玩具音乐欢快地响着，与我这里的寂静形成一道无形的墙。
车一停稳，我低声说一句：“爸爸妈妈我走了。”通常得不到完整的回应，也许只有母亲一声模糊的“嗯”，或者父亲一个挥手示意“快去吧”的动作。
然后，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打开车门，拎起我的书包和那个小小的行李箱，冲进单元门。
我知道我能拥有父母的时间，只剩下这爬楼梯的十几秒。
我开始一步两级地往上跑，皮鞋底敲在水泥台阶上，发出急促又孤单的回响。呼吸变得粗重，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撞击着。我不是在逃离，我是在奔赴一场注定短暂的告别。
一层、两层…我拼命地爬，书包一下下砸在脊背上，有点疼。
我必须赶在他们倒车离开之前，跑到三楼李老师家那个临街的厨房窗口。
那是我的瞭望台，我的仪式所在地。
猛地推开楼道门，冲进安静的客厅，甚至来不及和李老师打声招呼，我就径直扑向厨房的窗台。踮起脚尖，急切地将脸贴在微凉的玻璃上，视线拼命向下搜寻。
还好，还好，那辆黑色的车子还在。
通常，它正在缓慢地倒出车位。我能看到驾驶座上父亲模糊的侧影，和副驾上母亲可能还在低头看手机的轮廓。车窗关得严严实实，像一个移动的堡垒，隔绝了内外的一切。
车子调整好方向，然后，没有丝毫停留，平稳地、决绝地驶离了小区门口，汇入街道的车流，很快变成一个越来越小的黑点，最后彻底消失不见。
世界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所有声音。
我还会在那里趴一会儿，直到确认它真的不会再回来，直到眼眶周围被窗框压出红印，直到心里那点因为奔跑而蒸腾起的热气，一点点彻底凉透。
然后，我会默默地转过身。李老师往往站在厨房门口，安静地看着我，她的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但那时的我读不懂，也不愿去读。
她什么也不会问，只是走过来，接过我沉重的书包，温和地说：“小凝，喝点水吧。晚上我们做你爱吃的番茄炒蛋，好不好？”
我点点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下一周的等待，从这一刻，正式开始了。窗外的梧桐树叶依旧会一片片落下，而我，又回到了那个数着叶子、渴望一点温暖、却又在孤独里越陷越深的循环里。
这个每周重复的、拼尽全力的奔跑和无声的目送，比任何言语都更深刻地让我明白：我是一个被匆忙安置的行李，一个不需要被过多牵挂的、懂事的“长姐”。